好像对这双孤零零的姐妹好，也能显得自己多心善似的。

只是当时，我没有上过心。

听小丁说，隔壁的家中总是备着甜点，水果糖、酥糖、软糕这些，不一而足。被镇上那群毛躁的孩子知道了，就老被缠着要糖吃。

姓杜的那位小姐一般都给得很慷慨，另一位却是要蹙着眉，说一声，“我家阿素也要吃的”，但总会给。

她们宿的那处老房子里，本来房子又破又旧，还灰尘扑扑。但二人住进去后，进过那间房的人都称赞宽敞明亮，还总是带有一股混了甜糕与花儿的香味。

原来是杜小姐带了一盆花，是娇贵又明艳的牡丹，素日里总被厚厚地藏着，寻常不给人瞧。

她们常待在自家的院子里，不怎么出门。就连买菜也是有定数的，听姨母说，她们总是要择一个雾蒙蒙的天色才会出门，且总是两人一道，很快又回去了。

因此若非人特意去她们家找，一般是见不到的。

这样的神秘，又为这二人的来历拢了一层纱。

有时候我在她们门前过，常常听到笑声。很清，如铃响一样。

有一次晚间，我必须要回去，就急急从姨母家出去，见她二人的门前悬着亮着烛光的灯笼，那时候我很疑惑。

那么晚，这盏灯又是为谁留的呢？

后来听姨母说，是她二人心善，怕路过的行人看不清夜色。

那时候听到话，我心里头微微有些不是滋味。得是怎样的人家，才能有这样的心肠。

所以我至今都还记得，那间老宅门前的一盏灯，和那院落里的一梅一柳。梅花在冬日里开得盛，黄色的腊梅奇香，一缕一缕往人怀里扑；那树柳在那之后的第二年的春天却没有起絮，听人说，它被冻死在了那年的冬天。

我也记得那位杜小姐的笑，那位柳小姐不情愿的糖，和那场纷飞飘扬的大雪、以及之后在记忆里永远带着阴霾的村庄。

日居月诸，那是第二年，冬天已经过完了。因为我升了学，就暂时住在了姨母家中。

他们一家都是和善人，总会时时为我着想，使我不必感受到寄宿的不自在。

那几年，我过得很平静。

又到了三月的春天。

天渐渐暖了起来，姨母臃肿的衣服也渐渐瘦了下来。她闲不住，爱做吃食，爱听八卦，也爱往隔壁跑。

以往隔壁那户人家没来的时候，她会在一个晴朗的天气，倚着一棵杨柳，在一条河边岸口的茶馆门前听别人聊八卦，偶尔进去喝茶。

她会以一种很沉静的眼神望着水面，装作她只是一个爱出神的人。

我听她洋洋得意地谈起过，这个使她不必尴尬的妙招儿。

“姨母，有一封给你的来信。给你放桌上了。”

那时候信差稀缺，读书的人也不多，一份信就显得格外珍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