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色渐深，车流在洛杉矶的街道上汇成一条条光带。李焕的声音低沉而清晰：

“他们愿意接纳我，不是认可，而是驯化。就像十九世纪的伦敦金融城接纳漂亮国铁路大亨，二十年代的华尔街接纳日本财阀——将这些新兴力量纳入既有的游戏规则，让挑战者变成体系内的利益相关者，从而延续旧秩序的生命。”

田薇陷入沉思。她想起谈判桌上那些微妙瞬间——瓦伦堡家族代表对华国市场数据的了如指掌，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精准评估，还有那份隐藏在友好背后的审慎距离。

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接受？”她最终问道。

“教员说过，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敌人搞得少少的。”李焕望向窗外零落的星光，“即便只是暂时的朋友，也胜过完全的对抗。”

“况且未来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将是场持久战，既然短期内难分胜负，多一个沟通渠道总是有益的。”

“那这是好事啊，你为何还愁眉不展？”田薇愈发不解。

“平心而论，我更愿意与瓦伦堡先生这样的理性派打交道。”李焕轻叹，“即便对方目的不纯，这本就是成人世界的真相。”

“我担忧的是，像瓦伦堡先生这样的理性派，在漂亮国会日益失去市场。”

“随之而来的，是愈发极端的人物登台。这些人，绝非通过谈判和利益交换就能应对。”李焕终于道出心底的忧虑。

瓦伦堡这类理性派的核心思想，是基于实力地位通过谈判解决争端。这种思维的代表，正是那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——基辛格博士。

“要知道在访华前，基辛格博士长期持反华立场。但当他意识到漂亮国要在冷战中取得优势，就必须联华制苏时，便立即调整策略，秘密访华，开启了两个国家隔绝二十多年后的大门。”

谈判与妥协是这类人的信条。只要合作有利，不论先前立场如何对立，都不影响后续协作。当然，合作终是权宜，一旦利益冲突，该决裂时依然决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