镜湖边的舞台已经搭得差不多了，工人们正在做最后的灯光调试，一串串彩灯挂在钢架上，像还没串好的珍珠项链。

徐大志站在台下，看着节目单上排得满满当当的名单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——罗麟。

这小子，十九岁，川省那边小范围内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创作歌手，词写得好，曲子也耐听，就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徐大志跟他见过两次面，觉得这小伙子有灵气，这次音乐节特地把他从川省请过来，就是想让他露露脸，在南都这边的电视和报纸上亮个相。

一个搞艺术的，没有名气就没有饭吃，这个道理徐大志太懂了。

可问题是，通知发出去好几天了，罗麟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按道理说，就算坐绿皮火车从川省过来，两天两夜也该到了。

徐大志站在舞台边上，手指不自觉地敲着护栏，心里犯起了嘀咕：这小子，不会是连路费都凑不齐吧？

他想起上回见罗麟的时候，那小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，背着把破吉他，裤兜里揣着不到五十块钱。

徐大志当时给了他一些钱，但没多给——不是抠门，是心里有数。搞创作的人，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反而写不出好东西来。太安逸了，心里就没有那股子劲儿，没有那股子劲儿，写出来的歌就像白开水，喝着不烫嘴，喝完也没味道。

这个道理，他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，说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，往往都是在创作者最落魄的时候写出来的。吃饱了喝足了，谁还有心思去琢磨那些撕心裂肺的歌词？

想到这里，徐大志往旁边看了一眼，见杨云南正站在音响设备旁边跟工人交代什么，便朝他招了招手。

杨云南小跑着过来。

“云南，你去帮我打个电话。”徐大志压低了声音，“找罗麟，就是川省那个唱歌的小伙子。问问他出发了没有，有没有什么困难。要是缺路费，给他汇五百过去。”

杨云南心里明白，徐董事长这是不放心了。他点点头，转身就往办公室走，走了两步又折回来：“老板，罗麟那边没有电话，我得打到他原先那个文化馆的老师那里去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