宇文述一直深受隋炀帝的宠信，而且他儿子宇文士及还娶了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，所以隋炀帝不忍心杀他。十一月初六，宇文述和于仲文等人都被开除官职，成了老百姓，隋炀帝杀了刘士龙，算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萨水战败的时候，高丽军队在白石山包围了薛世雄，薛世雄奋力反击，打败了高丽军队，所以只有他没被免官。隋炀帝还封卫文昇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将领们都把责任推到于仲文身上，隋炀帝放了其他将领，只把于仲文关了起来。于仲文又气又愁，生了重病，隋炀帝这才把他放出来，结果他死在了家里。

这一年，天下大旱，还闹瘟疫，山东地区尤其严重。

张衡被罢官之后，隋炀帝经常让亲信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隋炀帝从辽东回来后，张衡的妾告发他心怀不满，诽谤朝政，隋炀帝下诏让他在家自尽。张衡临死前大声说：“我为别人干了那么多事，还指望能活很久吗！”监刑的人赶紧捂住耳朵，催着把他杀了。

【内核解读】

这段关于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的记载，堪称一部“集权失灵与战略溃败”的经典案例。透过千年前的文字，我们能清晰看到一场由顶层决策失误、执行层僵化、对手精准反击共同酿成的悲剧，其中暴露的问题至今仍具警示意义。

“绝对集权”下的战场窒息：皇帝的“遥控指挥”杀死了战机

隋炀帝的战前训令堪称“反军事常识”的典范：要求三军“有所攻击，必三道相知”“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”。这种对战场细节的绝对控制，本质上是将复杂的军事行动简化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。辽东城下，高丽人多次诈降，将领们因“不敢赴机”，必须先驰奏请示，等回复抵达时，敌军已重整防御——反复几次，战机全失。

战场的核心逻辑是“瞬息万变”，而隋炀帝的指挥逻辑是“绝对可控”，这种矛盾注定了失败的开端。他后来斥责将领“恃家世”“畏死”，却从未反思：正是自己剥夺了将领“临机决断”的权力，才让军队在犹豫中错失胜机。这种“既要你打胜仗，又不让你有自主权”的集权思维，像一根无形的绳索，捆住了前线的手脚。

后勤崩溃与战术冒进：“想当然”的战争规划

隋军的后勤准备堪称“灾难级”：士兵需携带百日粮、排甲、枪槊等物资，每人负重超三石（约今150公斤），远超生理极限。朝廷竟以“遗弃米粟者斩”相逼，结果士兵只能偷偷挖坑埋粮，走到半路就已断粮。这种“只算数字、不顾实际”的后勤规划，暴露了决策者对战争的“纸面化认知”——以为只要下命令，士兵就能像机器一样执行，却无视人的生理极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