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平常常只是暴力的战术休眠，是下一轮统治准备的间歇，而非暴力本身的终结。所谓“和谈”或“斡旋”，只是战争状态下的技术性博弈而已。

历史的转折点，全都建立在暴力之上。世界史上所有重大政治结构的重组，莫不以暴力为前提。无论是奴隶社会的崩解，封建制度的覆灭，帝国主义的扩张，还是殖民体系的解体、国家的独立、革命的胜利、政权的更替——其核心推动力不是“民意”，而是武力。

法国大革命、俄国十月革命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、反殖民战争、民族解放运动，没有一场是通过“温和”的辩论达成的。暴力在此不是恶，而是一种政治机制，是历史转弯时不可替代的手段。没有革命的暴力，也就没有后来“和平”的国家

“非暴力”本身是一种特殊情境下的策略。人们往往崇尚“非暴力抵抗”式的胜利，将甘地、马丁·路德·金视为和平主义的典范。但这类成功恰恰是例外，它们的成功前提从不是“完全拒绝暴力”，而是建立在对方不愿继续动用极端暴力的背景下。

甘地的“非暴力”能取得效果，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在国际压力下无法无限镇压；马丁·路德·金的“和平游行”之所以能激起共鸣，是因为背后还有更激进的“黑豹党”“民族主义运动”在推进。

“非暴力”若无制度内外激烈矛盾的支撑，它只是无牙之虎，甚至成为权力的笑柄。“和平抗议”只有在暴力威胁的背景下，才可能迫使对方让步；而真正的和平，往往不是通过非暴力达成的，而是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非暴力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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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垄断暴力，不是为了和平，而是为了维稳。现代国家往往自诩为“和平的守护者”，其正当性很大一部分来自“终结混乱”“维持秩序”的承诺。而所谓“秩序”，其实就是合法暴力对非法暴力的替代。

国家并不反对暴力，它只是反对未经它授权的暴力。国家的本质，是垄断合法暴力，并通过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工具对其进行合理化解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国家并非和平之源，而是合法暴力的机构性容器。

维稳机器、镇暴系统、监控网络、国安法规，无一不是以“和平”为名，执行暴力的工具。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呼吸，而是为了让整个社会更趋于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