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傍晚，天色落得很慢。

书屋门口的路灯刚亮，光有些发白，照在地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霜。我把门口的小黑板擦干净，重新写上“今日有茶”，刚转身，就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外。

他个子不高，却很结实，肩膀宽，背微微驼着。身上的夹克洗得发白，袖口磨起了毛，鞋上沾着干泥。最显眼的是他的眼睛，红得厉害，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。

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像是在犹豫。

我推开门，对他说：“进来坐会儿吧，外面冷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走进来，动作有些僵硬，像是身体还没从某种紧绷里松下来。

“要杯热水吗？”我问。

“行。”他说，声音低哑，“不麻烦。”

他坐在靠墙的那张椅子上，背却没有完全贴上去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指节粗大，掌心有厚厚的茧。一看就是常年握方向盘的手。

水端过去时，他接得很小心，像怕烫，又像怕洒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先开了口。

“老板，你这儿……真能说话？”

我点头：“能。想说什么都行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很短，像一条裂开的缝，很快又合上。

“那我就说说吧。”

他低头看着杯里的水，“不说，憋得慌。”

他说他是跑长途的，开货车，十几年了。

年轻时在厂里干过，厂倒了，只能学开车。一开始跑省内，后来跑全国，南来北往，什么路都走过。

“别人看着自由，”他说，“觉得开车多好，一路走一路看风景。可真干了才知道，哪有什么风景，全是路。”

他一趟趟地跑，白天黑夜颠倒。

困了，就在服务区眯一会儿；饿了，泡面就着冷水；冬天在车里睡，玻璃上全是白霜，早上起来，手都打不直方向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