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在工地宿舍外坐到天亮。铁皮房冷，夜风灌进来，他却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只是觉得心空。不是饿，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家里的人。

“他们不怪我，”他抬头看着我，“越不怪，我越难受。”

这些年，他见过太多和自己一样的人。有人在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再也没回过老家；有人干到五十多岁，被嫌弃年纪大，活重没人要；还有人一辈子在城市流汗，却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。

“我们这种人，”他低声说，“好像永远在给城市打地基，可城市从来没打算记住我们。”

我没有插话，只是听着。

他说到最后，语气忽然慢了下来：“我其实不怕苦。怕的是有一天，我干不动了，回到村里，孩子问我，这一辈子都在外面，你得到了什么？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终于端起水喝了一口。水已经凉了，他却像没察觉。

我看着他，心里很清楚，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。这是一代人的困境。他们用身体换时间，用时间换一点点安全感，却始终站在生活的边缘。

“你觉得自己失败吗？”我问。

他摇头，又点头，最后停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一辈子太快了，快得我还没想明白，人就老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