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晚,母亲开车去了城郊的月亮湖。她没留遗书,只是把手机放在岸边,里面有一条未发送的信息:“渝渝,别像妈妈一样。”
警察说,她是自己走进湖里的,没有挣扎。
我站在太平间里,看着母亲苍白的脸,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父亲跪在地上哭,不知是为母亲的死,还是为即将破裂的联姻。
三天后,在母亲葬礼结束的当晚,我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。
醒来时,我在医院,手腕上缠着绷带,尹九宴守在床边,眼下两片青黑。
“为什么救我?”我的声音嘶哑。
他没有回答,只是按铃叫医生,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,像是怕一松开我就会消失。
自那以后,我便得了病。诊断书上写着:双相情感障碍,伴有重度抑郁。
医生说,这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应激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我想起母亲那些年吃的药,她称之为“维生素”的小药丸,明白了。
“疼吗?”尹九宴问,他的手轻轻抚过我新穿的耳洞。
我们坐在耳饰店里,我刚打完第二个耳洞。店员是个粉色头发的女孩,她动作麻利,一枪就穿了过去。
“不疼。”我撒谎。其实很疼,但这种疼痛让我感觉真实,感觉自己还活着。
尹九宴凑近看了看,呼吸拂过我的颈侧:“为什么突然想打耳洞?”
我低头把玩着柜台上的耳钉样本,那些小小的金属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“想要有点改变。”我说,“而且,疼痛使人清醒。”
他眼神一暗,知道我在暗示什么。我的自残行为,是我患病以来他最害怕的事情。
承蒙尹九宴不离不弃,这是我患病的第五年。
五年间,我试过三次自杀。一次割腕,一次过量服药,还有一次试图从我们住的公寓阳台跳下去。每次都是尹九宴及时发现,把我救回来。
“你能不能放过我?”有一次我从医院醒来后问他。
他红着眼睛,一字一顿:“不能。”
除了了结生命这件事,尹九宴惯的我为所欲为。我砸碎过他的奖杯,撕毁过重要文件,在他开会时突然出现大吵大闹。他总是包容我,就像包容一个任性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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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打耳洞。在耳垂上穿一个小孔,感受那一瞬间的刺痛,看着血珠渗出来,然后愈合,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痕迹。
我的左耳耳垂上有五个耳洞,排成一条直线。尹九宴曾开玩笑说,像一个小星座。
“是伤痕。”我纠正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