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存量债务成因复杂，不能一刀切。我的想法是分类施策，多方共担。”

他详细阐述思路。

“对有经营收益、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债务，主要走市场化重组路径。协调金融机构，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，通过展期、降息、债转股等方式，以时间换空间。政府要做的，是搭建平台、明确规则、稳定预期。”

“对纯公益、无收益的存量债务，主要由财政资金承接消化。但这里要分层次：地方要竭尽所能，先盘活自身资产、压减非必要支出，拿出真金白银；仍有缺口的，中央可考虑通过置换债券等方式适度支持，但必须与地方努力程度硬挂钩。”

“对涉嫌违法违规举债、造成重大损失或风险的，要严肃问责，依法处置。这是底线，也是信号。”

他顿了顿，加重语气。

“但所有这些，都只是解决‘过去的问题’。如果不同时解决‘未来的出路’，化债就是无源之水，不可持续。”

激光笔指向最后一个分支——“培育财源”。

“这才是根本，是造血。”江辰眼中泛起神采，“债务因发展不充分、不平衡而起，最终必须在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化解。”

“怎么培育？”

他转向投资司和地区司的负责人。

“我们发改委手里有工具——中央预算内投资。要改变‘撒胡椒面’的做法，对化债积极、转型意愿强的高风险地区，进行精准滴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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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投资方向要调整。减少那些‘锦上添花’、拉动GDP明显但对长远竞争力提升有限的基建，增加对特色优势产业培育、产业转移承接平台、职业技能培训、营商环境改善等‘雪中送炭’型项目的支持。”

“投资方式要创新。可以更多采用资本金注入、投资补助、贷款贴息等方式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。可以探索与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设立产业发展基金，共担风险，共享收益。”

地区司司长提问：“主任，这样会不会产生‘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’的效应？其他地方都来要政策怎么办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江辰点头，“所以要建立‘挂钩’和‘触发’机制。支持不是白给的，必须与地方的化债实绩、改革进展、发展成效刚性挂钩。化债不力、改革停滞的，支持递减甚至归零。形成正向激励。”

“政策如同杠杆，要找对支点。将外部支持与内生努力绑定，让每一分外力都转化为内在变革的动力，方能撬动全局。”

会议室里一片安静，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

每个人都在快速消化、记录、思考。

江辰走到白板前，拿起笔。

“这四个方面，不是孤立的，是一个有机整体。”

他画了一个循环图。

“遏制增量，为化解存量和改革发展创造空间。”

“化解存量，为培育新财源减轻负担、稳定环境。”

“深化改革，为遏制增量、培育财源提供制度保障。”

“培育财源，是最终出路，也为化解存量提供根本支撑。”

“四位一体，循环推进。这就是我设想的‘化债与发展并举’的系统方案。”

他放下笔，回到座位。

“这个思路还粗糙，需要大家补充、细化、论证。特别是政策工具的可行性和风险点。”

一直沉默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开口了。

“主任，这个框架很有高度，也抓住了关键。但有几个难点，可能需要重点研究。”

“第一，部门协同。涉及发改、财政、央行、审计、自然资源、国资等多个部门，如何建立高效协同机制？权责如何划分？历史上的类似改革，常因部门扯皮而搁浅。”

“第二，地方动力。方案对地方要求很高，既要‘割肉’化债，又要‘啃骨头’改革，还要‘造血’发展。地方主政者任期有限，是否有足够动力和耐心？如何设计激励相容的考核机制？”

“第三，市场信心。化债过程必然伴随阵痛，如何避免市场误读，防止区域性金融风险在处置过程中被意外触发？沟通和预期管理至关重要。”

“第四，公平性。对G省等高风险地区给予支持，其他省份会怎么看？如何避免攀比和道德风险？标准必须清晰、透明、经得起推敲。”

问题尖锐，直指要害。

“好的方案，不仅要描绘美好蓝图，更要预见一路荆棘。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来自外部挑战，而是对内部复杂性的估计不足。”

江辰认真听完，缓缓点头。

“这些问题提得都非常好，正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。”

“关于部门协同，我考虑建议成立跨部门的高层级协调机制，由国务院领导牵头，相关部门参加。明确任务清单和时间表，建立督办问责制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