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可不是嘛！”张大爷咧嘴笑，露出泛黄的牙齿，“咱们社员靠天吃饭，靠地养家，每一粒粮都是自己种的，吃着心里踏实。不像有些当官的，坐在办公室里，不知道地里的活有多累，不知道粮有多金贵，制定政策时，张嘴就来，从不考虑咱们社员的难处。”
这话落在赵建国耳朵里，像一根针，轻轻扎了一下。他曾在议事科拟定过粮食补贴的文件，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报表数据，觉得补贴标准定得合理，从未真正下到田间，问过社员一句，这粮食种得难不难，补贴够不够用。此刻听着张大爷的话，他握着瓷碗的手，微微紧了紧。
朱静雯没有接话辩解，只是默默吃着饭，用行动回应。政论教育从不是坐在讲堂里讲道理，而是让官员们亲耳听百姓的话，亲口尝百姓的饭，亲手干百姓的活，所有的道理，都藏在这烟火气里，藏在这劳作的汗水里。
午饭过后，稍作歇息，实践劳作便开始了。周老栓按照公社的劳作安排，将众人分成四组：朱静雯带一组前往东稻田插秧，赵建国带一组去牲畜棚喂猪、清理猪圈，林文带一组去纺织工坊帮工，王桂兰带一组去食堂帮厨，每组都由公社的老社员带队，手把手教劳作技巧，没有丝毫优待。
朱静雯领着十五名官员来到东稻田，田埂上的秧苗捆得整整齐齐，绿油油的，沾着露水。带队的张大爷挽起裤脚，率先踩进稻田，泥水没过脚踝，凉丝丝的，他弯腰拿起一把秧苗，示范着：“插秧要浅，要直，株距间距要匀，插深了不扎根，插歪了长不好，一亩田要插多少秧苗，都是有数的，差一点，收成就差一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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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静雯也挽起裤脚，慢慢踩进稻田，泥水裹着泥土，沾在小腿上，沉甸甸的。她弯腰拿起秧苗，学着张大爷的样子，一株一株往田里插，起初动作生疏，插得歪歪扭扭，指尖被秧苗的茎秆磨得发红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，滴进稻田里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身边的官员们也纷纷下田，有人踩进泥里，重心不稳，差点摔倒，惹得社员们善意地笑；有人握着秧苗，不知如何下手，笨拙地插着，秧苗东倒西歪；有人嫌泥水脏，踮着脚，不肯把脚踩实，劳作效率极低。朱静雯没有指责，只是默默插着秧苗，动作越来越熟练，插过的秧苗整齐笔直，在风里轻轻晃动。
一下午的时间，稻田里的身影始终弯着腰，没有人直起身歇息。阳光渐渐升高，晒在背上，火辣辣的，汗水浸透了工装，贴在背上，黏糊糊的。朱静雯的腰开始发酸，双腿在泥水里站得发麻，指尖磨出了细小的水泡，她却没有停下，只是偶尔直起身，用袖口擦一擦额头的汗，又继续弯腰插秧。
张大爷看着她的身影，忍不住感叹：“朱同志，你这身子骨，哪受过这份罪，歇会儿吧。”
朱静雯摇了摇头，声音带着几分疲惫，却依旧坚定：“社员们能日复一日干，我也能。这秧苗插的是粮食，是百姓的生计，我多插一株，社员们就多一分收成，不能歇。”
这话落在众人耳朵里，没有人说话，却都默默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原本敷衍的官员，渐渐认真起来；原本嫌脏的官员，也放下了顾虑，把脚深深踩进泥里；原本笨拙的官员，跟着张大爷的指导，动作越来越熟练。稻田里只有秧苗入水的轻响，还有众人粗重的呼吸声，汗水滴进稻田，融入泥土，成了最真实的印记。
另一边的牲畜棚，气味更加刺鼻。猪粪的腥气、草料的霉味裹在一起，弥漫在整个棚子里，赵建国刚走进来，便捂住了鼻子，脸色发白，心底的抵触达到了顶点。带队的饲养员李婶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，手脚麻利，看着他的样子，没有嘲讽，只是默默拿起铁锹，清理着猪圈里的粪便，将草料倒进食槽里。
“赵同志，嫌脏？”李婶一边干活，一边开口，语气平淡，“这猪是公社的肉食来源，社员们一年到头，也就过年能吃上一口猪肉，这猪圈一天不清，就臭得没法待，猪也养不好。你们坐在办公室里，写着肉食供应的文件，可知道这一口猪肉，要喂多少草料，要清多少粪便？”
赵建国放下捂鼻子的手，脸颊微微发烫，说不出话来。他曾审核过公社肉食补贴的申请，觉得标准过高，直接驳回，从未想过，这肉食背后，是社员们日复一日的辛劳，是这般刺鼻的气味，是这般繁重的劳作。他沉默着，拿起墙角的铁锹，学着李婶的样子，弯腰清理猪圈里的粪便，铁锹插进粪堆，沉甸甸的，秽物沾在鞋边，他强忍着不适，一下一下清理着。
起初他动作僵硬，避着秽物，效率极低，李婶没有催促，只是默默示范。渐渐地，他不再在意身上的污秽，手上的动作越来越熟练，汗水流进眼睛里，涩得慌，他用胳膊擦了擦，继续干活。等到把猪圈清理干净，把草料添满，他瘫坐在牲畜棚外的石墩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工装沾满了污渍，手上也沾了粪渍，却第一次觉得，这劳作，比坐在办公室里写文件，更实在。
林文所在的纺织工坊，是另一番光景。工坊里摆着十几台老式纺车，女工们坐在小板凳上，双手飞快地转动纺轮，棉线在指尖缠绕，汇成细细的纱线。带队的女工刘嫂教林文纺线，他坐在小板凳上，双手笨拙地转动纺轮，棉线总是断，指尖被纺轮磨得发红，半天也纺不出一段完整的纱线。
“小同志，纺线要稳，心要细，力道要匀，急不得。”刘嫂耐心指导，“咱们公社的棉布，全靠这纺车纺出来的纱，织成布，给社员们做衣裳，给全国的百姓供布料。你们制定纺织工坊的政策，说要提高产量，可知道我们一天要纺多少纱，要坐多少时辰，腰要酸多久？”
林文低着头，一边学着纺线，一边认真听着，眼底的好奇变成了郑重。他在大学里学过民生经济的理论，知道纺织工坊是工农生计的重要支撑，却从未真正体会过纺线的艰辛。一下午的时间，他只纺出一小段纱线，指尖磨出了水泡，腰坐得发酸，却真正明白，那些冰冷的产量数据背后，是女工们日复一日的坚守，是指尖的老茧，是腰酸的疲惫。
王桂兰所在的食堂，则是烟火气最浓的地方。她带着官员们择野菜、洗萝卜、烧火、蒸窝窝头，柴火灶的火苗舔着锅底，烤得人脸颊发烫，浓烟呛得人直咳嗽。众人分工协作，择菜的择菜，烧火的烧火，揉面的揉面，没有一人偷懒。王桂兰本就擅长这些家务，动作熟练，一边干活，一边和社员们聊着家常，问着食堂的食材供应，问着社员们的饮食需求，默默记在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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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时分，劳作结束，众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，浑身酸痛，手上、身上沾满了泥污、污渍，没有一人还有力气说话。赵建国坐在床沿，看着自己沾满污渍的工装，看着手上磨出的水泡，心底的不屑与敷衍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从未想过，劳作竟是这般辛苦，百姓的日子竟是这般实在，那些他曾觉得空洞的政论理论，在这一天的劳作里，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