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锣鼓巷改造后的胡同里，寒风还带着料峭的凉意。林建军提着个果篮，站在一栋新式居民楼前，抬头望着三楼的窗户——那里曾住着阎埠贵，那个在四合院里算计算计了一辈子的“三大爷”。

“林先生，您来了。”居委会的王主任迎上来，脸上带着惋惜，“阎大爷凌晨走的，走得挺安详，手里还攥着个账本呢。”

林建军心里微微一沉。阎埠贵今年整九十，去年冬天就听街坊说他身体不大好，总念叨着三个儿子的不是。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，手里还攥着那本记了一辈子的账，倒也符合他“算计一生”的性子。

走进阎家，客厅里挤着不少人，却没什么哭声，反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争吵。阎家三兄弟正围着一张桌子，对着房产证和银行存折争论不休，声音越来越大。

“这房子当年拆迁补了两居室，我是老大，理应多分一间！”阎老大唾沫横飞，手里挥舞着一张泛黄的分家协议，“爸当年写过，我结婚时他答应给我半间房的！”

“放屁！”阎老二推了他一把，“这几年爸住院，医药费都是我掏的，房子该归我！你除了过年来看一眼，管过啥？”

阎老三年纪最小，抱着胳膊冷笑：“爸上个月还跟我说，这房子留给他孙子娶媳妇，你们俩都别想！”

林建军站在门口，看着眼前这幕，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四合院——阎埠贵总拿着个小本子，蹲在槐树底下记谁家借了他一勺盐，谁家占了他半寸地界；三个儿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围着他要零花钱，被他用“算术题”糊弄过去；那时的阎家虽然清苦，倒也没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。

“都别吵了！”王主任忍不住喝止，“阎大爷刚走，你们就为房子吵成这样，像话吗？”

三兄弟悻悻地住了嘴，却依旧互相瞪着眼。林建军扫过桌上的房产证，地址是安贞里的两居室，正是1983年四合院拆迁时分的补偿房。当年阎埠贵为了这房子，跟三个儿子红过无数次脸，总说“等我百年后，谁孝顺给谁”，没成想终究成了祸根。

他走到里屋，阎埠贵的遗体停在灵床上，盖着白布。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磨得发亮的账本，最新一页写着：“老大欠赡养费300元，老二欠药费500元，老三……”字迹歪歪扭扭，显然是病中强撑着写的。

林建军拿起账本，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。从1950年代的“傻柱借醋半碗”，到1970年代的“秦淮茹换鸡蛋两个”，再到1990年代的“三儿交房租200元”，一页页翻过，像一部浓缩的四合院生存史。只是算到最后，连自己的儿子都算不清了。

“林叔，您说句公道话。”阎老三突然走过来，语气带着求助，“这房子到底该给谁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