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会馆在京城东城，是苏州籍商人在京城落脚的地方。会馆的账房先生姓汪，五十多岁，左手缺了两根手指，是在运河上跑船时被缆绳绞断的。

陆江喊他汪伯。

“汪伯，我要去雍州北当差了，那边的黄河滩涂地，十年九涝，种什么都不长，我想找几个愿意去那边种地的农户。”

“种什么都不长的地，谁会去？”

“我想找在苏州被卡子盘剥到活不下去的那批人。船工、佃户、小商贩，被卡子剥了几层皮，想走走不了的。你跟码头上的老兄弟们知会一声，有愿意来的，来雍州北找我。路费我出不起，但到了之后第一年的种子、农具、口粮，我想办法。”

汪伯把手拢在袖子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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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知道苏州码头上现在有多少人想走走不了？去年运河卡子又涨了一轮打点费，小船户交不起，把船卖了给人当苦力。大的船户还能撑，但也是咬着牙撑。你要是能把这条路走通，不只是雍州北多几十户人丁，是给苏州码头上的人看了一条新路。”

“能不能走通，我现在不敢说。但我会把雍州北的账本贴在城门口，每半年贴一次。开销多少，收了多少，渠修了多少，地整了多少。有一笔算一笔，全贴出来。苏州码头上的老兄弟们要是看到了，愿意来的就来。不愿意来的，至少知道有人在滩涂地上试。”

汪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账册。

账册的边角已经磨烂了，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苏州码头这些年的进出账，他把账册往陆江面前一推。

“这本账你带上，不是给你查的，是给你看的。你看完就知道苏州码头的银子都流到谁的口袋里去了。将来你在雍州北做账，照着这本账的反面做。苏州码头怎么把银子藏起来的，你就怎么把银子亮出来。”

陆江接过账册，翻了第一页。

第一页记的是三年前的一笔运河修缮款，拨了三千两，实际用在堤岸上的不到八百两。剩下的两千二百两去向写着两个字：“杂费。”

合上账册，揣进怀里。

“汪伯。等我那边站稳了，我回苏州掀这笔杂费。”

汪伯站起来，送到门口。看着陆江走进京城熙熙攘攘的街道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这小子，跟他爹一个脾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