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地的阳光，透过糊着棉纸的木格窗，暖融融地洒在炕沿上。这是我许久未曾感受过的、不带杀机和寒意的温暖。身上的伤口在草药和休息的滋养下缓慢愈合，虽然胳膊依旧使不上大力气，冻疮在暖意下痒得钻心，但至少，我们活下来了，并且找到了“家”。

然而，心灵的安宁并未持续太久。当王参谋长和特派员提出组建报告团，让我们去向更多人揭露日军罪行时，我和小石头都沉默了。那不是畏惧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战栗——要将那些深埋心底、鲜血淋漓的伤疤，一次次公之于众，需要何等的勇气？

“我们……真的可以吗？”小石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冻疮和新茧的手，声音很低，“我……我怕我说不好……怕对不起赵排长他们……”

我握住他微微颤抖的手，感受着他掌心粗糙的疤痕和尚未消退的冰凉。我看着王参谋长和特派员殷切而沉重的目光，脑海中闪过守陵人最后的嘱托，闪过李大姐推开我们时决绝的眼神，闪过赵排长坠河前那沉重的凝望，闪过大康用后背挡住黑暗能量时那声咆哮……

“我们能。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平静，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力量，“他们不能白死。他们的牺牲，必须被更多人知道。这不只是我们的责任，是……我们替他们活下去的人，唯一能做的事情。”

小石头抬起头，看着我眼中那不容置疑的坚定，用力地点了点头，泪水无声滑落，却不再迷茫。

报告团的筹备紧张而周密。组织上派来了经验丰富的文化教员，帮助我们整理思路，提炼最核心、最具冲击力的事实。我们一遍遍回忆，一遍遍讲述，每一次讲述，都如同将尚未愈合的伤口重新撕开，痛彻心扉。我讲述了顾婉清日志中那冰冷的实验记录，讲述了地下圣殿“生命之树”的悲壮牺牲和“旧日之影”那令人窒息的恐怖；小石头则用他带着哭腔却无比真挚的语言，描述了紫英队长引爆炸药时的笑容，描述了老耿冲向敌人时的怒吼，描述了河谷边李大姐那决绝的背影……

这些用生命铸就的故事，被文化教员们精心整理，去除了其中过于玄奇、暂时无法被常人理解的部分（如具体的异能和地底存在的细节，只以“日军进行邪恶禁忌研究，企图释放无法控制的黑暗力量”概括），保留了最核心、最血腥、最无法辩驳的罪行——活体实验、虐杀平民、企图亵渎古老封印。

第一场报告，在一个团级单位的誓师大会上进行。

台下，是黑压压的、刚刚经历过战斗、脸上还带着硝烟痕迹的八路军战士们。他们眼神锐利，纪律严明，但最初，大多带着一种对“特殊报告”的好奇，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怀疑。

当我和小石头走到台前，看着下面那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，我的喉咙像是被堵住，准备好的词句忘得一干二净。小石头更是紧张得脸色发白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。

就在这时，我无意中触摸到怀中那冰冷的“生命之树”碎片。它没有任何能量波动，却仿佛传来一丝微弱的、鼓励的意念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不再去看稿子，而是望向台下那些明亮的眼睛，用最朴素、最直接的语言，开始了讲述：

“同志们……我们两个，是从东北那嘎达，从鬼子的魔窟里，爬出来的……”

我从紫英队长为了掩护乡亲和破坏研究所而牺牲讲起，讲到顾婉清医生在日志里记录下的、那些被当做实验品的同胞的惨状，讲到守陵人为了指引我们而长眠于无字碑林……

我的声音起初还有些颤抖，但随着讲述的深入，那些牺牲战友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悲痛化为了力量，语言变得流畅而充满感情。小石头也渐渐克服了紧张，他讲到赵排长为了掩护我们渡河而坠入冰河，讲到李大姐为了引开敌人而冲向枪口，讲到老耿、大康……他讲得泣不成声，台下，也传来了压抑的抽泣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