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一年的秋老虎，比往年更凶些。金城督军署后园的老榆树下，依旧摆着张旧八仙桌，桌上摊着几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是常恒一笔一划抄录的字迹，旁边还压着两本线装书——是他“签到”来的，一本讲日军明治维新后的军制改革，一本记着湘军淮军的后勤旧例，纸页边缘都被翻得起了毛。

常恒捏着铅笔，在纸上画着圈，圈里是“粮秣”“弹药”“伤兵”三个词，每个词旁边都打了好几个叉。

常敬之坐在对面，手里端着个粗瓷碗，碗里的凉茶早凉透了，他却没心思喝，只盯着桌上的纸：“剿匪那阵子，据说三营在黑松岭被围了三天，送去的粮被押运的军需官克扣了一半，弟兄们啃树皮撑着；前几年打马家军，炮营的炮弹运到半路，骡子惊了，翻了俩驮子，愣是没人及时报上来，仗打到一半没了弹药——这些事，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
常恒“嗯”了一声，炭笔在“人治”两个字上重重划了道杠：“以前总说先顾着打仗，打完了再拾掇后勤，可仗一场接一场，弟兄们的亏也吃了一茬又一茬。上次剿匪回来，卫生队的老周跟我哭，说伤兵太多，没担架，没药品，有个小兵胳膊中了枪，硬生生因为没药发炎死了，死的时候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窝头。”

他把炭笔一扔，声音沉了，“爹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后勤是军队的腿，腿要是瘸了，再能打的兵也跑不远。”

常敬之和常恒这对爷俩对这些东西，商量了快一个月，从“军需官能不能由主官说了算”争到“粮饷该发实物还是发钱”，才算把个大框架捋顺了。

“就按咱商量的来。”常敬之终于喝了口凉茶，“制度化、现代化、社会化——这三条是根。先把架子搭起来，再让师长们一起琢磨具体的，他们在一线带兵，知道哪儿疼。”

八月初的天，总算消了些暑气。督军署的正厅里，六个师长都到齐了。李宝山师长是跟着常家从陇东打出来的老底子，胳膊上还留着剿匪时的疤；马师长是收编的本地队伍，熟甘肃的地形；剩下几个，有留过洋的，都是行伍出身的，此刻都坐在长凳上，看着桌上摊开的“后勤整顿章程”草案，脸上神色各异。

常敬之站在厅中央，没绕弯子，开门见山：“今天把各位叫来，是说后勤的事。剿匪那阵子，谁的部队没受过后勤的亏？李师长，你三营被围，粮被克扣；马师长，你上次追土匪，通信兵跑断了腿，消息还是迟了半天——这些事，不能再忍了。”

李宝山师长瞬间会意站起身，粗着嗓子应道：“督军说得是！以前那军需官，多是主官的亲信，虚报人数吃空饷的，克扣粮秣的，哪样没有！咱们的情况还是算好的”

“所以第一条，制度化。”常敬之指着草案，“后勤系统要从‘人治’改成‘制度治’，先设个独立的军需署，专管这事。人事上，军需官的任免，归军需署统一说了算，不受部队主官干预——就像奉军去年整顿那样，不让主官把军需当成自家后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