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的建筑偏理工气质，方方正正，线条硬朗，北大更多了一层文人的底蕴，未名湖、博雅塔、古色古香的庭院楼阁，连空气里都带着一种安静的书卷气。

CCER的讲座设在一间不大的阶梯教室里。等她们到的时候，教室已经坐了大半，不仅有北大自己的学生，还有不少像她们一样从清华、人大、北师大过来旁听的。

讲座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。

主讲人是两位刚从海外回国不久的经济学教授，两个人的学术背景不同，观点上也有差异，但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，那就是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象牙塔里的游戏，它必须能够解释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讲座持续了两个半小时。

听完讲座回宿舍的路上，三个人走在清华南门外的那条林荫道上，两旁是高大的杨树，叶子在秋风里沙沙地响。

谁都没有说话。

沉默了好一段路。

这种沉默不是无话可说的那种沉默，而是听了太多之后需要消化。

她们刚才听到了什么？

1994年的中国，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六年。

从表面上看，成绩是耀眼的，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保持在百分之九点几，沿海城市一天一个样，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，上海的浦东新区已经开始拔地而起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图景要复杂得多。

人均国民收入仅有三百多美元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，排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后面。

城市里是灯红酒绿的改革前沿，农村里依然是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。同一个国家，同一片土地，却像是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纪。

国有企业的困境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忧。大量的国企亏损严重，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，工人工资发不出来，下岗潮已经初露端倪。

通货膨胀率在去年一度飙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上，老百姓的感受很直接：菜价涨了，肉价涨了，什么都在涨，工资却跟不上。

而在国际上，“中国崩溃论”正在盛行。

苏联解体才三年，东欧剧变的余波还在消化之中，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几乎是一边倒的，他们认为中国这种“渐进式改革“只是在拖延时间，迟早要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