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30日，起义的火星在多个地点同时迸发。在斯库台，起义者突袭了城外的土耳其兵营和税所；在地拉那，民族主义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，与留守的奥斯曼宪兵发生冲突；在培拉特，山区部落武装伏击了一支运输队；在南部重镇发罗拉，港口工人在秘密组织的带领下，占领了海关和电报局，升起了一面红底黑双头鹰的旗帜——那是斯坎德培的徽记，此刻成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象征。

起义迅速蔓延。奥斯曼留守部队本就兵力单薄、士气低落，面对突然爆发的、似乎得到外部支持的全面反抗，要么龟缩在少数几个坚固据点里，要么一触即溃。短短一周内，阿尔巴尼亚中北部山区和南部沿海大部分区域，实际脱离了奥斯曼的控制。

11月5日，地拉那。在已被起义军控制的市政厅里，一个由各部族代表、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（包括天主教和穆斯林）组成的“阿尔巴尼亚民族委员会”宣布成立。委员会发表公告，宣称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，废除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，成立“阿尔巴尼亚国”。公告同时以极其恳切的语气，“呼吁所有友好国家，特别是隔海相望、有着深厚历史与文化渊源的意大利王国，关注并承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自决权利，并在我们面临外部吞并威胁时，提供必要的外交与道义支持”。

这份公告的文本通过意大利军情局控制的秘密电台，第一时间传回了罗马。

“反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迅速和‘上道’。”科隆纳伯爵拿着译电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满意，“他们完全按照我们暗示的剧本在演。独立声明，求援，目标明确指向我们。”

亚历山德罗快速浏览着电文，点了点头：“因为他们不傻。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，奥匈的支持充满不确定性且动机不纯。只有我们，既展示了能力（提供了武器和组织指导），又在地理和文化上显得‘亲近’，并且看起来不像要直接吞并他们。”

他转向科隆纳：“外交部立刻起草两份声明。一份公开的：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追求民族自决的努力表示‘理解与关注’，对巴尔干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‘深表忧虑’，重申意大利支持通过和平与国际协商解决领土争端，反对任何武力兼并。语气要充满人道关怀，立场要显得公正超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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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另一份呢？”

“另一份是给伦敦、巴黎、柏林、维也纳、圣彼得堡的密电。”亚历山德罗眼神锐利，“向各大国强调阿尔巴尼亚问题的‘特殊性’和‘爆炸性’。指出一个被强行瓜分、充满仇恨的阿尔巴尼亚，将成为巴尔干永久动荡的根源，威胁整个欧洲的稳定。暗示意大利基于地理邻近和历史联系，愿意并且可能最适合在维护阿尔巴尼亚独立与稳定方面扮演‘建设性角色’。但要模糊，不要具体承诺。我们现在是提出问题和警告的人，不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——至少不是公开的提供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