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罗律师的办公室，赵红梅没有感到轻松，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她知道，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，奔波在各个可能提供帮助的地方。她去找过以前与陈山河有过往来、表面上关系尚可的商人，希望他们能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，或者至少，帮忙引荐一些有用的关系。

然而，世态炎凉，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有的避而不见，让秘书以“老板出差了”为由打发她。

有的见了面，先是唏嘘感叹一番“山河兄可惜了”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开始大吐苦水，诉说生意如何难做，资金如何紧张，最后塞给她一个远远低于她预期的红包，像是打发乞丐。

更有甚者，态度倨傲，言语间带着撇清关系的疏离和隐隐的优越感：“小赵啊，不是我说，山河这次的事太大了，谁也帮不了。你还是早为自己打算吧，别再往里陷了。”

每一次碰壁，都像一根冰冷的针，扎在她的心上。但她只是默默承受着，将那些屈辱和失望咽下去，转身继续走向下一个可能的目标。

她也尝试过去找一些媒体，不是那些热衷于渲染暴力的主流媒体，而是一些相对小众的、可能愿意探讨深层问题的刊物或栏目。她希望能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，哪怕只是让公众看到陈山河并非天生恶魔，他也有他的无奈和挣扎。

但结果同样令人沮丧。大多数媒体对她避之唯恐不及，生怕沾上“为黑社会洗地”的嫌疑。偶尔有一两个记者表现出兴趣，但在深入了解案件的敏感性和上面的定调后，也纷纷打了退堂鼓。

她还去过几次相关部门，询问案件进展，提交一些她认为可能对陈山河有利的情况说明（比如他早期在厂区并未主动欺凌普通工人，在夜市也曾维持过基本秩序等）。接待人员态度倒还算客气，但回复永远是程式化的：“案件正在依法审理中，请相信法律会作出公正判决。”“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，但具体是否采信，由法庭依法认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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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又一次的奔波，换来的大多是无功而返。晚上，她回到那个租来的、冷冷清清的小屋，常常累得连饭都不想吃，只是瘫坐在椅子上，望着窗外陌生的街景发呆。孤独和压力如同潮水般涌来，几乎要将她淹没。她也会哭，无声地流泪，为陈山河，也为她自己看不到希望的坚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