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头面无表情地拉开抽屉，拿出当票，用毛笔飞快地填上“旧工服两件”，金额和期限（一个月），然后推过来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和一个五元硬币。

林薇抓起钱和当票，如同逃离瘟疫般，迅速离开了这间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当铺。十五元港币，带着典当最后一点不堪回首的印记换来的温度，紧贴着她空瘪的口袋。

她没有丝毫耽搁，转身汇入鸭寮街汹涌的早市人流。目标明确：最便宜的生存物资。

在一个挤满阿婆阿公的街边熟食摊，她用两元钱买了一个冰冷的、油脂凝成白块的叉烧包。

在一个灯光昏暗、堆满各种不明药瓶的深水埗老药店，她捏着剩下的钱，目光在柜台里扫视。最便宜的扑热息痛片也要十五元一瓶。她最终只花了三元，买了一小卷最基础的消毒纱布和一小瓶碘伏。

最后，在街角一个卖二手杂货的地摊前，她停下了脚步。目光扫过一堆沾着油污的旧手机充电器，最终锁定了一个外壳裂了缝、接口还算干净的安卓充电头。

“几钱？” 她嘶哑地问。

摊主是个赤膊纹身的大汉，正叼着烟看赛马报，头也不抬：“十蚊！”

林薇捏着口袋里仅剩的十元钱——那是她此刻全部的财产。她沉默了几秒，没有还价，只是默默地将那张被汗水浸得有些软的十元纸币递了过去。

大汉瞥了一眼钱，随手将那个破充电头丢给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