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这样平静的又过了三天。

王医生等人并未放弃。

他们利用夜晚和清晨，频繁碰头，整理材料，

将陆铮“违背医学常识”的恢复数据、可能涉及的“未知技术或药物”的巨大价值，

以及“以机密为由阻碍医学进步”的“危害性”，写成了一份措辞严谨、极具煽动性的报告。

第三天上午一上班，这份报告就被正式提交给了总院最高领导层，

并抄送给了相关上级卫生主管部门。

报告中，他们避开了直接挑战陆父的权威，

而是将问题上升到了“国家医学发展”、“重大技术突破共享”、“科研伦理”的高度，要求组成“专家评估组”，

对治疗过程进行“必要的学术性了解”，

以确保技术的“科学性”和“可推广性”。

几乎同时，

陆父也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询问。

他的态度极其强硬：

“我儿子的治疗，涉及最高国防机密！任何企图打探、干扰的行为，都是对国家安全的不负责任！谁再纠缠不休，别怪我按泄密罪论处！”

双方在高层层面进行了紧张的沟通和博弈。

最终，在第五天上午十点左右，

一个折中的、带着官方印章的“批复”意见，通过机要渠道传达了下来：

“鉴于该病例恢复情况特殊，确有一定研究价值。

为确保伤员后续康复绝对安全，并兼顾医学探索需求，原则同意由总院牵头，

组织一个极小范围、政治绝对可靠、签署终身保密协议的专家小组，

在不接触伤员、不干扰治疗的前提下，

由沈棠同志酌情介绍非核心的、可公开的康复理念与辅助手段。

严禁追问具体技术细节和药物成分。此事由总部保卫部门派人全程监督。”

这个批复，看似满足了专家们“介入了解”的请求，

实则画下了不可逾越的红线：不接触伤员、不干扰治疗、不追问核心机密，并且由保卫部门监督。

这等于给了沈棠最大的自主权和保护伞。

总部那份措辞谨慎的批复下达后，

由三名资深专家和两名保卫干部组成的“特别咨询小组”再次来到了特护病房外。

气氛比前两次更加正式，也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。

小组负责人，那位白发老院士，

隔着观察窗看了看里面情况稳定的陆铮和雷霆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