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放下笔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然后起身，走到墙边的档案柜前，打开中间一个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袋。

走回桌前，在台灯下，他小心翼翼地抽出里面的东西——几张泛黄的旧照片，几封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的旧信，还有一枚小小的、不起眼的铜制校徽，背面刻着“KYOTO IMPERIAL UNIV. 1932”。

这些都是“宋梅生”过去人生的碎片。照片里有穿着学生装、在京都哲学之道旁的青涩模样，有和几个日本同学的合影，背景是模糊的校园建筑。信件是当年和国内“父母”的通信，用词拘谨，报喜不报忧。校徽是身份的证明。

他将这些东西一一摊开，仔细检视。他需要确保，如果三岛要求查看“私人旧物”，或者用这些细节来试探他的记忆和情感，他能应对自如。他甚至需要为每张照片、每封信，在记忆中构建出相应的、生动的、充满细节的场景和情感——当然是符合“宋梅生”身份的场景和情感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又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，翻到空白页。

他需要预判三岛可能的问题，并准备好最佳的应对策略。这不是简单的“标准答案”，而是根据不同语境、不同语气、甚至三岛不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，可能衍生出的多种回答方案。

他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：

动机（为何忠诚/高效？）

情感（对帝国/同僚/敌人/哈尔滨的真实感受？）

逻辑（所有行为的解释链条是否自洽？）

压力（面对指控/困境时的本能反应？）

在“动机”下面，他写道：展现“实用主义者”的忠诚——认可帝国的秩序和力量带来“现代化”与“稳定”，个人才华得以施展，获得地位和成就感。掺杂适当的、符合“留日精英”身份的、对日本“先进文化”和“效率”的欣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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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情感”下面：对帝国——理性认同大于狂热。对同僚——保持距离，专业合作，对高岛之流明确表达不认同。对敌人（抗联/中共）——视为“麻烦的对手”，承认其“顽固”，但不过分情绪化贬低。对哈尔滨——复杂，既看到其“被统治”的压抑，也看到在秩序下的“畸形繁荣”，自身是其中既得利益者与观察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