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，王安石的新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，司马光知道自己争不过，就主动请求外放，去了洛阳。有人劝他：“你跟王安石对着干，吃亏的是你自己，不如变通一下，跟他搞好关系？” 司马光摇摇头：“我跟他争论的不是私人恩怨，是治国理念。我觉得新法不对，就不能妥协，哪怕被外放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！” 就这样，“执拗中丞”司马光，因为跟王安石的“职场辩论赛”输了，开始了在洛阳的“隐居生活”——不过，他可没闲着，接下来的操作，直接让他成了“北宋编纂狂魔”。

第三章 洛阳岁月：“资治通鉴编纂狂魔”的熬夜日常

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后，没有消沉，反而给自己找了个“大活儿”——编纂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通史。他给这部书起了个名字，叫《资治通鉴》，意思是“能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”。为了编这部书，他特意在洛阳买了一套房子，取名“独乐园”，表面上是“悠闲度日”，实际上是把这里变成了“编纂工作室”，从此开启了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编教科书”的熬夜生涯，也得了个“资治通鉴编纂狂魔”的雅号。

这个“编纂狂魔”有多拼？首先，他组建了一个“编纂天团”，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学者：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。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史学大咖，司马光给他们分工明确：刘攽负责战国到两汉，刘恕负责三国到隋，范祖禹负责唐到五代，自己则担任“总主编”，负责统筹规划、修改润色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项目总监+首席编辑”一肩挑。

为了编书，司马光几乎把洛阳城的图书馆都搬回了家。他收集了各种正史、野史、笔记、碑刻，足足有三万多卷，堆得整个独乐园都快放不下了。有一次，朋友来拜访他，一进门就被书山书海吓了一跳：“君实啊，你这是要开书店吗？” 司马光笑着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的‘素材库’，编史书就得博采众长，不能漏了任何一个细节！”

更夸张的是他的作息时间。别人都是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，他却是“日出而息，日落而作”，每天晚上点灯熬油，一写就是大半夜，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。他的妻子担心他身体，劝他：“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别这么拼，熬夜伤身体啊！” 司马光嘴上答应着，可一转身又钻进了书房。为了提醒自己别偷懒，他还在书桌前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今日事今日毕”，活脱脱一个“北宋卷王”。

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过程中，还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儿。有一次，刘恕负责编写三国部分，写到曹操的时候，跟司马光吵了起来。刘恕觉得曹操是“乱世枭雄”，应该多写他的功绩；司马光却觉得曹操是“篡汉奸贼”，应该突出他的奸诈。两人吵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司马光拍板：“咱们编的是通史，要客观公正，既写他的功绩，也写他的奸诈，让读者自己判断！” 刘恕虽然不服气，但也只好照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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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次，范祖禹编写唐史部分，写到武则天的时候，纠结要不要把武则天归为“皇帝”。按说武则天确实当了皇帝，可她是女性，而且后来又把皇位还给了李唐。范祖禹问司马光：“君实，武则天这部分怎么写？算皇帝还是算太后？” 司马光想了想，说：“算皇帝！她既然当了皇帝，就应该写进本纪里，不过要注明她是‘篡唐称帝’，后来又‘还政于唐’，这样既符合史实，又能体现正统观念。” 范祖禹听了，忍不住佩服：“还是总主编考虑得周全！”

司马光对《资治通鉴》的质量要求极高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标点（当时用的是句读）都要反复核对。有一次，他发现刘攽写的两汉部分里，有一个时间记错了，立马把刘攽叫到洛阳，让他修改。刘攽不服气：“不就是一个小时间吗？至于这么较真吗？” 司马光脸一沉：“史书是给后人看的，一个错误就可能误导后人，怎么能不较真？今天你不修改，就别想回去！” 刘攽没办法，只好熬夜把错误改了过来。

就这样，司马光和他的“编纂天团”，花了整整十九年时间，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。这部书一共二百九十四卷，三百多万字，记载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巨着。宋神宗看了之后，龙颜大悦，亲自为这部书作序，还赐名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拿着成书，感慨万千：“十九年啊，我头发都熬白了，终于完成了！” 朋友调侃他：“你这十九年，比打仗还累吧？” 司马光笑着说：“打仗是保家卫国，编史书是传承文明，都是累并快乐着！”

不过，编完《资治通鉴》后，司马光也落下了一身毛病，眼睛花了，腰也不好，可他还是没闲着。当时王安石的新法还在推行，他虽然在洛阳，却一直关注着朝堂局势，时不时写文章批评新法，等待着“东山再起”的机会。而这个机会，很快就来了。

第四章 元佑更化：“救时宰相”的“反向操作”

宋神宗元丰八年，宋神宗驾崩，十岁的宋哲宗即位，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。高氏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，掌权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司马光召回京城，任命他为门下侍郎（相当于副宰相），后来又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（相当于宰相）。司马光终于从“编纂狂魔”变成了“当朝宰相”，还得了个“救时宰相”的雅号——意思是“拯救时局的宰相”，可他接下来的操作，却让朝野上下都看傻了眼。

司马光上台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废除王安石的新法，史称“元佑更化”。他几乎是“一刀切”，不管新法好不好，只要是王安石推行的，全给废了。青苗法、免役法、保甲法、市易法……一个个被取消，气得新法派的大臣们跳脚：“司马光这是公报私仇！他就是因为跟王安石吵不过，现在掌权了就报复！”

其实司马光废除新法，也不是完全公报私仇，主要是他觉得新法确实给百姓带来了负担。比如青苗法，本来是让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官府的钱，利息比高利贷低，可到了地方上，官员为了政绩，强制百姓借钱，最后利息越滚越高，百姓反而更穷了。免役法本来是让百姓交钱免役，可交钱的标准越来越高，普通百姓根本承受不起。所以司马光觉得，这些新法必须废除，才能“拯救时局”。

可他的废除方式实在太“激进”了，连一些支持他的大臣都觉得不妥。比如他的朋友苏轼，就劝他：“君实啊，新法也不是全不好，有些条款还是可以修改一下继续用的，没必要全废了吧？” 司马光不听，还跟苏轼吵了起来。苏轼气不过，私下跟人吐槽：“司马光这老夫子，简直是‘不达时宜，唯有书生气’！” 这事儿传到司马光耳朵里，他也不生气，只是说：“苏轼年轻，不懂新法的危害，等他看到百姓的苦难，就会明白我的苦心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