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可以分两步走。”伊森走到影像前，拿起激光笔。

“第一步，也是最紧急的一步，是处理主动脉夹层。我们可以采用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。这是一个微创手术，不需要开胸，也不需要让心脏停跳。我们从股动脉介入，将支架送到病变位置，隔绝破口。这样，就能在最小的创伤和血流动力学波动下，解除主动脉破裂的风险。”

他的手指，在影像上移动，指向了那个致命的血管瘤。

“等他生命体征平稳，度过危险期。一个月后，再由斯特兰奇医生，来处理他脑子里的问题。到那时，我们可以从容地进行术前规划，选择最稳妥的方案。”

伊森的方案，保守，稳健，每一步都建立在对病人安全的最大化考量之上。

“微创？”斯特兰奇笑了，笑声里充满了不屑。

“伊森医生，你是在给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看病，不是在给你那些付不起钱的邻居通下水道。覆膜支架？那种东西，就像用胶带去补一个快要爆炸的轮胎！它能撑多久？一个月？半年？你这是在把一个定时炸弹，重新塞回病人的身体里！你这是在逃避责任！”

“我是在为病人的生命负责。”伊森平静地看着他，“手术的意义，是让病人活下去，并且活得有质量。而不是为了让主刀医生的名字，出现在下一期的医学杂志封面上。”

这句话，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抽在了斯特兰奇的脸上。

会议室的空气，凝固了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医疗方案之争了。这是两种价值观，两种行医理念的正面碰撞。

最终的决定权，交到了病人家属和联合国派来的医疗顾问团手里。他们在单独的房间里，分别听取了斯特兰奇和伊森的方案陈述。

斯特兰奇的陈述，充满了激情和自信。他用各种复杂的数据和模型，向家属们描绘了一幅通过一次手术、彻底根除所有隐患的完美蓝图。

他像一个顶级的销售，在推销他最昂贵的商品——他自己。

伊森的陈述，则平实得多。他没有用任何华丽的辞藻，只是用最通俗的语言，将两种方案的利弊，掰开了揉碎了，讲给家属听。他讲的不是手术，而是生命，是风险，是未来。

一个小时后，结果出来了。

医院的院长，脸色复杂地走进了会议室。“家属和顾问团，选择了……伊森医生的方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