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臣（奴婢）领旨！陛下圣明！” 郑和与相关部院堂官齐声应诺。

朝会散去，然而“郑和将再次下西洋”的消息，却以比夏日热风更快的速度，席卷了整个京城官场，并迅速向外扩散。朝臣们反应各异：一些经历过永乐盛世的官员热血沸腾，认为这是“宣德中兴”、重现“万国来朝”盛况的壮举；一些务实派如“三杨”等，则暗自忧虑此番远航的巨大耗费，是否会加剧本就不甚宽裕的国库负担，但鉴于皇帝决心已下，且将“贸易利源”挂在嘴边，也只能尽力从筹；而更多官员，则是抱着复杂观望的态度，他们记得永乐朝围绕下西洋的激烈争论，也清楚仁宗皇帝暂停此事的缘由，如今新皇重启，其背后的政治与经济算计，恐怕远比“怀柔远人”四字更为深远。

朱瞻基回到乾清宫，方才朝会上支撑他的那股锐气似乎消散了些，疲惫之色难以掩饰。王瑾奉上温补的汤药，低声道：“皇上，郑公公那边，怕是要大动干戈了。这海上的事，耗费向来……”

“朕知道。”朱瞻基饮尽汤药，打断了他的话，目光投向殿外刺目的阳光，仿佛看到了无尽的海面，“耗费巨大，朝议汹汹，这些朕岂能不知？永乐朝时，三杨、夏原吉他们，就没少为这事上书。父皇暂停下西洋，也有此考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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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微微闭目，似乎在做一场艰难的计算：“可如今，朕需要这笔‘耗费’。安南一失，朝廷颜面有损，四夷恐生观望。北筑五堡，是守；重启西洋，是攻。守，需钱粮；攻，需威望，亦需……新的财路。下西洋，船队是朝廷的脸面，是移动的国威。所携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换回的是香料、宝石、珍奇，还有……诸国的敬畏与朝贡。贸易所得，不入太仓，直入内承运库，充盈内帑。如今朝局，朕手里多些活钱，内库丰实些，许多事……才好办。”

他这话，已近乎直白。下西洋的贸易利润，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“私房钱”，绕过户部，直入内库。在加强中央集权、应对不时之需（无论是边防、赏赐，还是驾驭朝臣）时，这笔独立的财富至关重要。同时，以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形式进行，既能获取暴利，又能严格管控，避免“奸民私通”，威胁海防。这是一举多得之策，尽管其成本与风险同样巨大。

然而，朱瞻基和满朝文武或许没有想到，就在皇帝于庙堂之上，郑重宣布将重启这属于帝国最高层级的宏大叙事时，另一股力量，早已如同嗅觉最灵敏的鲨鱼，嗅到了这政策变动前夕，海禁铁幕即将因官方行动而出现的、转瞬即逝的缝隙，并已悄然摆尾，向着那片深蓝的、充满禁忌与诱惑的财富之海，游弋而去。

时间，需倒回数月之前。

乐安，汉王府地宫。那份关于皇帝可能考虑“有所动作于海上”的模糊情报，与边关筑城的消息几乎同时，摆在了汉王朱高煦的案头。情报来源混杂，有“听风阁”对朝中风向的捕捉，有对东南沿海市舶司、地方官动态的分析，也有来自“广源号”在沿海码头、货栈听到的种种传闻。

“海禁……下西洋……” 朱高煦手指敲击着轮椅扶手，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。他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。永乐年间的下西洋堪称壮举，但也因其巨大耗费和争议而难以为继。仁宗暂停，宣宗重启最后一次，之后便是彻底的沉寂与严厉的海禁。然而，正是这严厉的海禁之下，私人海上贸易（时称“走私”）的利润高到了令人疯狂的地步。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在海外是价比黄金的硬通货；而南洋的香料、宝石，日本的白银，更是暴利之源。

他看向韦弘，以及侍立在韦弘侧后方一位面貌普通、衣着朴素、看似管家模样的中年人——此人正是乐安方面专门负责与“广源号”秘密对接、传递指令与接收汇报的核心人物，在王府内部被称为“二掌柜”的徐明允。徐明允并非孙敬修那样在商场抛头露面的公开人物，而是汉王早年布下的一枚暗棋，精于算计，行事缜密，常年以王府采办或庶务管事的身份为掩护，实际掌管着与“广源号”之间最机密的人、财、物流动渠道。

“明允，”朱高煦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，“广源号在孙敬修打理下，如今在南北运河、长江沿岸的生意网络已然铺开，根基渐稳，这是好事。但陆上贸易，利虽稳，却有上限，且处处受官府关卡、地方豪强掣肘。海上之利，才是真正的金山银海，这道理，孙敬修在南方，应该比我们感受更深。”

徐明允微微躬身，声音沉稳：“王爷明鉴。孙掌柜前次密报中也曾提及，东南沿海私下议论，巨利皆在海中。只是朝廷海禁甚严，片板不许下海。沿海卫所稽查严厉，虽不乏亡命之徒铤而走险，然皆是小打小闹，难成气候，且动辄有覆舟杀身之祸。孙掌柜虽有涉足之心，然觉‘广源号’根基在北，公开身份敏感，骤然南下图谋此事，风险太大，易引火烧身，故一直谨慎观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