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让他糟心的是执行局的电话。那天他正在兼职的快递公司分拣包裹，零下几度的仓库里，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冻得手指发僵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“法院执行局”，那几个字像冰锥一样，扎得他心里一紧。他手一抖，包裹掉在地上，里面的玻璃杯碎了，水流了一地。他没顾得上赔，赶紧跑到仓库外接电话，手还在抖，连声音都带着颤。
“你是刘伟吗？”电话里的声音冷硬，没有一丝温度，“你名下的银行卡我们已经冻结了，尽快履行还款义务，不然就列入失信名单，限制高消费。”
堂哥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人用棍子狠狠敲了一下，连忙解释：“同志，我没有不还！真的，所有的账我都在分期还，每个月都在还的！给供应商的3000，给以前的员工的2000，还有银行的贷款，我从来没断过一次！”他语速很快，想把所有的话都堆在对方耳边，想让对方相信，他不是故意躲债的老赖。
“分期？”对方的声音带着嘲讽，像冰碴子一样砸过来，“我们看的是结果，不是你的理由。冻结的钱会用于抵债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活问题。”电话挂了，忙音“嘟嘟”地响着，堂哥站在冷风里，浑身发冷，连牙齿都开始打颤。他想起自己每个月的还款记录，记在小本子上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；想起自己一天打三份工，白天在快递公司分拣包裹，晚上去餐馆洗碗，凌晨还要去菜市场帮人卸菜，累得倒头就睡，可哪怕再难，他也没断过一次还款。可执行局看不到这些，他们只看到“刘伟”这个名字，只当他是个躲债的老赖，是个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日子更难了。银行卡被冻结，他只能靠现金生活，兼职的工资发下来，得小心藏在出租屋的床板下，用塑料袋裹了三层，怕丢，也怕被人发现。他去执行局跑了三趟，每次都带着厚厚的还款记录，厚厚的一沓纸，上面写满了日期和金额，恳求窗口的工作人员开通最低生活保障：“同志，我要交房租，要吃饭，还要给我爹买药，他有高血压，还有冠心病，不能断药。能不能留一点钱给我？国家政策不是说有最低生活保障吗？”
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，冰冷又机械：“你的债务还没清，不符合条件。等你还清了所有欠款，银行卡自然就解冻了。”有次他急了，声音大了些，带着压抑不住的委屈：“我也得活着啊！你们冻结了所有钱，我怎么活？我爹怎么活？”窗口的工作人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满是不耐，像在看一个胡搅蛮缠的无赖：“那是你的事，我们只按规定办事。”
走出执行局的大门，阳光刺眼，堂哥却觉得浑身冰凉，像被扔进了冰窖里。他沿着马路慢慢走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，看着路边笑着聊天的人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，被这个世界远远地抛开了。他想起有天晚上，自己站在出租屋的天台上，往下看时，路灯的光像星星，一闪一闪的，却照不亮他的路。那时候他真的想过，要是跳下去，是不是就不用再扛了？不用再看别人的白眼，不用再跟执行局求情，不用再为了几百块钱发愁，不用再让父亲跟着自己受苦。
可就在他往前迈一步时，手机响了，是父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信号不好，有滋滋的杂音，却清晰地传来父亲的声音，带着咳嗽，却很温和：“娃，吃饭了没？我今天去后山挖了点野菜，荠菜，煮了粥，你要是有空，就回来喝一碗。”堂哥攥着手机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，砸在手机屏幕上，晕开一片水渍。他想起父亲的老烟斗，想起小时候，自己摔破了膝盖，哭得惊天动地，父亲就是坐在门槛上，一边抽着烟斗，一边用棉签蘸着紫药水给自己涂药膏，烟杆在手里转着，说“娃，不怕，疼过了就好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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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他没跳。他从天台下来，煮了包泡面，加了个鸡蛋——那是他这个月第一次吃鸡蛋，还是超市打折时买的。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着眼底的红血丝，看着下巴上没刮的胡茬，看着那张憔悴不堪的脸，小声说：“刘伟，你不能死。人不死，终究会出头。你死了，你爹怎么办？”
回到村里的这些天，堂哥每天陪着父亲。父亲还是老样子，大多时候坐在门槛上抽烟斗，不怎么说话，却总在堂哥发呆的时候，把烟丝盒递过去，烟丝是自己种的，晒干了揉碎，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：“抽一口？解解乏。”堂哥接过烟丝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把烟丝轻轻按进烟斗里，用火柴点燃。烟雾吸进肺里，呛得他直咳嗽，眼泪都出来了。父亲却笑了，皱纹挤在一起，像朵盛开的菊花：“慢慢来，烟这东西，得品。人也一样，得熬。”
有天早上，堂哥推着雅迪想去县城买些菜，顺便给父亲买些水果。刚到村口，就看见赵伯从对面走来。赵伯是前院的邻居，以前家里盖房，缺了两万块，急得团团转，是堂哥连夜从银行取了钱送过去，拍着他的肩膀说“伯，不急还，等你有钱了再说”。那时候赵伯握着他的手，说“刘伟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伯记着你的情”。
去年过年，堂哥在出租屋里给赵伯打电话拜年，想问问家里的情况，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，再打，就被挂了。后来堂弟告诉他，赵伯跟村里人说“别接刘伟的电话，他现在是个欠债的，沾上了就像沾上癌细胞，甩都甩不掉”。堂哥当时听了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疼了好久——他以为自己帮过的人，总会念着一点情分，可到头来，还是躲着他，怕被他拖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