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——兴城市某医院院长。院长家底定然丰厚，与普通百姓不同，其中关窍，不言自明。

经过多次踩点与跟踪，他们摸清了院长家的具体位置及其活动规律。

计划简单粗暴：清晨去他家门口守着，等院长开门上班时，一拥而上将其制住，拖入屋内，抢钱走人。

1999年2月12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七，距春节仅剩三天。

一大早，两人便来到院长家所在的单元楼道内等候。那时楼道并无如今这般封闭保暖，寒气刺骨。

两人瑟缩着身子，叼着烟，在寒冷中等待——干什么“行当”，都不容易。

不多时，院长拎着包开门出来，正准备上班。

门刚打开，两人一个持枪、一个握剪，猛地抵上前：“别动！”顺势将其推回屋内，反手关门。

屋内尚有院长妻子在。事情变得简单了，枪口威逼之下，夫妻俩很快被捆绑起来。

随后便是逼问钱财下落，连打带吓，耳光响亮。最终，他们从这对夫妻家中搜走七千元现金。

在1999年，七千元已不算小数目——王福仁离婚所得也不过九千，那是他半生积蓄。

事后，两人将七千元平分。此次他们并未杀人，或许因那对夫妻较为配合，未到非下杀手不可的地步。

也正因对方是院长，他们才有所顾忌：院长家不差这点钱，且未必敢报案——毕竟是有头脸的人物，若遭报复恐难承受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算是“破财消灾”。

实际上，王福仁一伙并非每次行凶，视情况而定，若无必要，抢劫得手便罢。他们后来作案百余起，并非桩桩见血。

此案过后，转眼便是春节。过年期间不便动手，两人便终日沉溺于吃喝玩乐、赌博嬉戏。

但在纵情享乐的同时，王福仁已开始有目的地物色新同伙。

他在相识者中，专门挑选那些敢下手、有前科且手头拮据之人，加以“培养”。

所谓培养，无非是出手大方些，请客吃饭、递几包好烟，若对方手头紧，便借上一两百元。方式简单原始，但对这类人而言，却格外奏效。

春节过后，四月初的一天，王福仁带着两人来到绥中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