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震动，是杨胜利发来的加密信息：“下午三点，老地方见。一个人来。”

秦赐回复：“明白。”

下午两点五十分，秦赐来到西长安街附近的一家老字号茶馆。杨胜利已经在包间里等着，面前摆着一壶龙井。

“坐。”杨胜利给他倒茶，“你上午见吴明远，有什么收获？”

秦赐如实汇报。杨胜利静静听着，手指摩挲着茶杯边缘。

“郑国雄这个人，我认识三十年了。”杨胜利缓缓开口，“他年轻时很有才华，八十年代就被破格提拔。后来去了欧洲留学，回来后在多个部委任职，退休前是副部长。按说，这样一个人，不该有问题。”

“但？”

“但他退休后的行为，确实让人看不懂。”杨胜利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，“这是他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内部研究报告，关于如何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。观点很超前，当时还受到批评，说他‘过于理想化’。”

秦赐接过报告。纸张已经发黄，但字迹清晰。报告的核心观点是：通过大幅开放市场、提供优惠政策、建立外资与国内研究机构的直接合作机制，快速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。

“这个思路本身没错。”秦赐说，“问题在于执行过程中，是否失去了平衡。”

“问题在于，郑国雄退休后，成了这套思路的‘传教士’。”杨胜利眼神复杂，“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到处演讲、写文章、办研讨会，推动更大程度的开放。这本来也没什么，老同志发挥余热嘛。但最近两年，他走得越来越远。”

“怎么个远法？”

“他开始公开批评‘产业安全’这个概念，说是‘保护落后’‘阻碍创新’。”杨胜利压低声音，“更关键的是，他推动成立了一个‘中外产业合作促进联盟’，自任名誉主席。联盟的理事单位里，有十二家外资企业，其中五家……在我们内部的风险监控名单上。”

秦赐的心沉了下去。一个退休副部长，组织一个以外资企业为主的联盟，还在公开场合质疑国家的产业安全政策—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“发挥余热”了。

“杨叔，您觉得郑国雄是理念问题，还是……”

杨胜利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竹帘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“秦赐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”老人端起茶杯，没有喝，“十五年前，郑国雄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时出车祸，重伤。抢救需要一大笔钱，郑国雄当时拿不出来。后来钱突然有了，手术很成功。医院记录显示，捐款方是一家慈善基金会。而这家基金会，五年后被证实是美国某情报机构的前台组织。”

秦赐屏住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