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次，弓手节奏脱节，箭雨稀疏，未能封锁谷口。第三次，斥候接近路线暴露，被假想敌哨探发现。

我亲自带队重走一遍伏击路径，在沙盘前反复推演。副将蹲在一旁，不断提问：“若敌临时改道？”“若风向突变？”“若游骑提前巡查？”

“改道则追袭；风变则调整火堆方位；游骑靠近，全员静伏，不得轻动。”我一一作答，“记住，我们只打一次。一击不中，再无机会。”

正午休整时，士兵甲凑近：“陆队，弟兄们练得狠，可也累得慌。有人嘀咕……这一仗太险。”

我沉默片刻，解开外袍。

右臂纱布已被血染成暗褐，渗液顺着肘弯滴落。我任它流下，环视全场：“我知道你们怕。我也怕。怕辜负这三百条命，怕辜负边境十万百姓。但我带伤站在这里，没躺下，也没退。”

我抬眼看着他们：“断其粮道，胜过斩敌万人。此战若成，史书未必记你我姓名，但边民少一日饥寒，便是我辈之功。你们信不信我？”

全场寂静。

副将猛地抽出刀，插在地上：“我信！”

士兵甲跟着跪下，握拳叩地：“我信！”

一人、两人、十人……三百人齐刷刷单膝触地，兵器顿地之声如雷贯耳。

我扶住旗杆，压下体内翻涌的痛意：“好。接下来，专训三点——弓手压制定时，工兵点火同步，斥候撤离路线无缝衔接。今日不达标，夜训继续。”

下午的训练更加严苛。

我命士兵甲带领十人小队，反复练习从林间潜行至预定火点，要求动作一致，脚步无声。一人出错，全队重来。弓手队则以鼓声为令，分三波齐射，模拟压制敌军首尾护卫。工兵在谷口模型两侧埋设火油包，覆土盖枝，再由斥候侦察确认是否暴露。

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重来。

直到黄昏，最后一轮合演终于成功。火堆准时燃起，浓烟滚滚，箭雨封锁谷口，敌“车队”被困火海，无一逃脱。

我站在高台，左手紧握指挥旗，盯着最后一名士兵撤离预定路线。

“可以了。”我说。

副将走来，递上水囊：“今晚总该歇了吧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