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员们起身，走向各自的分组会议室。
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辩论，正式拉开帷幕。
甲组会议室设在原来的“至公堂”，贡院的核心建筑。
这里曾是主考官审阅考卷的地方，如今摆上了一张巨大的圆桌，周围坐了近七十人。
康有为坐在主持人位置，面前摊开一叠资料。
日本《明治宪法》、德国《德意志帝国宪法》、英国《大宪章》译本。
还有康有为自己写的《变法通议》手稿。
“诸位，”康有为清了清嗓子。
“摄政王明确了方向：君主立宪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学谁？日本？英国？德国？还是……创制中国特色？”
话音刚落，就有人站起来。
严复，四十四岁的翻译家、思想家，刚刚翻译完《天演论》，被誉为“西学第一人”。
他穿着西式衬衫，外罩长衫，留着八字胡。
“南海兄，我以为，当学英国。”严复提议。
“英国宪政最为成熟，虚君实相，议会至上，权力制衡完善。
日本虽也君主立宪，但天皇权力过大，实为‘君主专制披上立宪外衣’。”
“我反对！”立刻有人反驳。
站起来的是杨度，一个三十岁的湖南才子，曾留学日本，信奉“君主立宪救国论”。
“几道先生此言差矣！”杨度语速很快。
“英国宪政是几百年自然演化而成，中国哪有这个时间？
日本模式最适合，天皇统而不治，实权在内阁。
天皇作为国家象征，能凝聚民心。
中国也需要一个象征，那就是皇帝！”
“皇帝？哪个皇帝？”有人冷笑。
汪康年，上海《时务报》主编，激进的维新派。
“难道继续拥立一个皇帝，那和现在有什么区别？
摄政王现在是实际统治者，立宪后，他的权力如何安排？
是学德国，皇帝（摄政王）掌实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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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学英国，权力归议会？”
这个问题，问到了最核心处。
全场寂静。
康有为额角冒汗，不敢轻易回答，无论怎么答，都可能得罪一方。
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：
“王爷自己说过：立宪之后，他会还政于民。”
说话的是谭嗣同。
这位三十三岁的湖南维新志士，特意从湖南赶来。
他穿着朴素的长衫，面容清瘦，眼神明亮。
“谭兄何出此言？”杨度问。
“我与王爷深谈过。”谭嗣同站起身，走到圆桌前。
“王爷说：他这一生，只为做三件事。
第一，打败外敌，收复失地。
第二，推行宪政，建立现代国家。
第三……功成身退，还政于民。”
谭嗣同环视众人：
“王爷说，他不想做皇帝，也不想做终身独裁者。
他要的是一个制度，一个能正常运转的制度。
我提议：在宪法中明确‘摄政王过渡期’条款。
比如，立宪后五年或十年，摄政王逐步移交权力，最终形成稳定的君主立宪政体。”
这个提议，石破天惊。
康有为都惊呆了：“复生兄，这……这是王爷亲口说的？”
“是。”谭嗣同郑重点头。
“王爷说如果他不肯放权，那今天的改革就没有意义，只是换了一个独裁者而已。”
会议室里炸开了锅。
“王爷真有如此胸怀？”
“不可能吧？到手的权力谁肯放？”
“谭嗣同不像说谎……”
议论纷纷中，严复拍案而起：“好！若真如此，中国有救矣！
我提议：宪法草案第一条就写‘大清为君主立宪国，主权在民，君权民授’！”
“我反对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。
徐致靖，礼部侍郎，保守派代表。
“主权在民？那置君父于何地？
几千年来都是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。
现在说主权在民，这是要造反啊！”
“徐大人，”谭嗣同转身看着他。
“您读过《孟子》吗？
孟子说：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’
那些‘君权神授’‘朕即国家’的说法，是后世曲解！”
“你……你强词夺理！”
“是您固步自封！”
其他人也加入战团，会议室里吵成一锅粥。
康有为拼命敲木槌：“肃静！肃静！一个个说！”
这就是中国第一次议会辩论的现实：热情有余，规则不足。
隔壁的乙组会议室，梁启超也遇到了麻烦。
乙组讨论“民权保障”，参会者多是知识分子、律师、记者。
梁启超的开场白很精彩：“诸位，什么是立宪的核心？
不是皇帝要不要，不是议会怎么选，是‘民权’二字。
宪法如果不能保障每个国民的基本权利，那就是一张废纸。”
他列举了应该保障的权利：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、集会结社自由、宗教信仰自由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、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……
“还有一项最重要的，”梁启超强调。
“参政议政之权，国民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必须逐步放开。”
“我反对！”立刻有人站起来。
劳乃宣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，曾任职刑部，现在是法律顾问。
“卓如先生，您说的这些‘自由’，在西洋或许可行，在中国必生乱子！”
劳乃宣挥舞着手臂，神情激动。
“中国民智未开，愚夫愚妇居多。
让他们随便说话，随便办报纸，随便集会，那还得了？
必定诽谤朝廷，煽动民变！”
“那依劳先生之见？”梁启超皱眉。
“当有限制！”劳乃宣一副理所当然。
“言论出版，需事先审查；集会结社，需官府批准；选举权，必须有功名或资产者方可拥有。如此，方保社稷安宁。”
“那和现在有什么区别？”一个年轻女子站起来。
瑾秋，二十五岁，刚从日本留学归来，是唯一的女议员，林承志特许，作为“妇女代表”。
她穿着西式裙装，短发，英气逼人。
“劳先生，按您的说法，四万万人里，有资格参政的恐怕不到四百万。
那这宪法，是为四百万权贵立的，还是为四万万同胞立的？”
劳乃宣脸涨得通红：“女子……女子岂可妄议国政！此乃牝鸡司晨！”
“牝鸡司晨？”瑾秋冷笑。
“武则天不是女人？慈禧不是女人？她们可没少‘司晨’。
区别是，她们为私，我们为公！”
“你……你放肆！”
“是您迂腐！”
眼看又要吵起来，梁启超赶紧打圆场：“两位，两位，冷静。
瑾秋女士说的有道理，劳先生担心的也有道理。
这样，我们折中：权利要写进宪法，可以设‘过渡条款’。
比如，三年内逐步放开报禁，五年内扩大选举权范围，十年内实现普选，当然，是男性普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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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特意强调“男性”，是怕刺激保守派。
瑾秋不买账：“为什么是男性普选？女子为何不能投票？”
“这……”梁启超语塞。
“瑾秋女士，”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，“饭要一口一口吃。”
说话的是马相伯，五十八岁的教育家，复旦公学创始人。
“老夫支持女子参政，但当下，阻力太大。
不如先争取女子教育权、财产权、婚姻自主权。
等女子普遍受教育，有能力参政时，再争选举权。
否则，即便写进宪法，也是空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