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启元连忙应下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成都总督府里，徐泽醇正对着舆图发脾气。案上的茶杯被扫到地上，碎片溅了一地，幕僚们都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“废物！都是废物！”徐泽醇指着舆图上的绥定、顺庆、保宁，声音嘶哑，“余盛不过一万五千人，半个月就拿下了三个府，你们一个个说要调兵回援，可各地的兵呢？绥定的赵谦，顺庆的李茂才，一个个都降了，保宁的孙启元更是连打都不敢打，这群不忠不义的东西！”

成都将军崇实坐在一旁，手里把玩着佛珠，脸色阴沉：“徐大人，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。余盛的大军离成都越来越近，咱们得赶紧把各地的兵调回来。雅州、嘉定、泸州的绿营，还有松潘的土司兵，都得赶紧抽调到成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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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调？怎么调？”徐泽醇叹了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，“雅州的绿营只有二千人，嘉定一千人，泸州更是只有八百人，松潘的土司兵倒是有三千，但山路崎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，等他们来了，成都早就破了！现在城中只有我标营的三千人，你的一千满兵，还有从各地逃回来的两千溃兵，以及临时招募的四千乡勇，加起来才一万多人，怎么守？”

崇实沉默了，手指捻着佛珠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沉，总督府里的气氛，像这夏日的黄昏一样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咸丰二年七月中旬，成都城的恐慌，像暑天的瘟疫一样，迅速蔓延开来。

先是七月十二日，从保宁府逃回来的两个绿营，在城门口哭哭啼啼地说“太平厅的官员都被砍了头，余剃头的兵见官就杀”，这话很快就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。接着，七月十四日，有人说“安庆军在顺庆府抢了富商的家产，还把人家的女儿抢走了”，虽然没人亲眼看见，但越传越真，城中的富商们开始偷偷把金银珠宝往乡下转移，有的甚至想带着家眷逃出城去。

成都府衙旁边的悦来楼，往日里总是坐满了食客，如今却冷冷清清。掌柜的王老三靠在柜台后面，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，愁得直叹气。一个穿着绸缎长衫的富商走进来，要了一壶茶，压低声音问：“王掌柜，你听说了吗？余剃头的兵离成都只有一百多里了，听说他们还带着大炮，能把城墙轰塌！”

王老三连忙摆手：“张老爷，这话可别乱说，要是被官差听见，抓起来就麻烦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他自己心里也慌——昨天他去买米，粮店的价格涨了一倍，掌柜的说“再过几天，可能就买不到了”。

街上的百姓更是惶惶不安。南门外的李大妈，正带着儿媳妇和孙子收拾行李，想往邛崃逃——她儿子是绿营兵，二个月前被调去重庆，至今没消息，她怕余盛的兵来了，会像别人说的那样“见人就杀”。“快点，把那袋面也带上，”李大妈一边叠衣服，一边催，“听说去邛崃的路都快堵了，再晚就走不了了。”

儿媳妇一边点头，一边抹眼泪：“娘，万一咱们在路上遇到余贼的兵，怎么办？”

李大妈叹了口气：“能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吧，总比在成都等死强。”

这样的场景，在成都城里随处可见。从七月十五日开始，每天天不亮，北门和西门外的路上，就挤满了逃难的百姓。有的推着独轮车，车上装着被褥和粮食；有的背着老人，手里牵着孩子；还有的挑着担子，担子两头是锅碗瓢盆。路上尘土飞扬，不时有人因为抢路吵架，甚至动手，哭声、骂声、孩子的哭闹声混在一起，乱成一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