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，莫斯科的冬天来得格外早。

李卫民是在十一月抵达这座城市的。

飞机降落的时候，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路灯在暮色中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落在雪地上，像碎了一地的金子。

在众人的簇拥下，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走出机场，冷风迎面扑来，带着北方特有的干燥和凛冽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那味道让他想起了七年前的东北边境，想起了那个背着一杆步枪、眼睛像贝加尔湖冰面的女人。

这次来莫斯科，名义上是为了一部合拍片。华光国际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谈了大半年的项目终于敲定了，二战题材，大场面，需要毛熊国方面提供场地、设备和军事顾问。

作为公司的掌舵人，他本可以派别人来，可他还是亲自来了。

他跟自己说这是对项目的重视，可心里明白，那不过是个借口。他真正想见的，是那个七年前在风雪中与他并肩御狼的女人。

他甚至在出发前特意翻了翻空间，那把小巧的手枪还在，被他保养得闪闪发亮。

想要在人海茫茫之中找到她，他知道希望渺茫。

毛熊国这么大，莫斯科这么远，叶卡捷琳娜在远东军区服役，不一定在这里。

就算她在，茫茫人海，怎么遇？就算遇见了，七年过去了，她还会记得他吗？他不敢想太多，怕想多了失望更大。

合拍片的会谈持续了三天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伊万诺夫是个热情的胖子，每次开会都准备一大桌子茶点，黑面包、鱼子酱、伏特加，一样不少。

李卫民用熟练的俄语跟他交谈，这让伊万诺夫觉得很惊讶。

第三天下午，合同签了。

伊万诺夫拉着他的手说晚上要请他吃饭，好好庆祝。

李卫民有些疲惫，推说想回酒店休息。

伊万诺夫也不勉强，拍着他的肩膀说改天再约。

李卫民回到酒店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酒店在莫斯科市中心，名叫“国家酒店”，是那种老派的、带着苏联式厚重感的建筑，大理石地面，黄铜扶手，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踩上去没有声音。

他的房间在四楼，窗户正对着红场，能看见圣瓦西里大教堂五彩斑斓的尖顶在暮色中若隐若现。

他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，坐在床边，揉了揉太阳穴。

三天的高强度会谈让他有些疲惫，脑子里乱哄哄的，合同的条款、翻译的措辞、伊万诺夫的热情——都乱成一团。

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那把马卡洛夫PM手枪握在手心里。

铁质的器材被他的体温捂热了，他盯着这把手枪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放在床头柜上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
有人在敲门。

李卫民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下午五点四十分。

他以为是酒店的服务生，说了声“进来”，可没人应。敲门声又响了，这回比刚才重了一些。他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拉开门。

走廊里站着一个小男孩。

他大概五六岁的样子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外套，帽子歪戴在头上，露出一撮黑色的头发。

他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，鼻尖挂着一点清涕，可那双眼睛很亮，黑得像两颗刚洗过的葡萄。

他仰着头看着李卫民，目光里有好奇，有紧张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。

李卫民愣了一下。这个小男孩的面孔让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说不上来是什么，像是在哪里见过，又不像。他用俄语问了一句：“你找谁？”

小男孩没有回答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举起来，踮着脚尖递给他。

李卫民接过来，展开。

纸条上的字迹娟秀，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，像是练过书法，可那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生涩，显然写字的人不是中国人。内容是中文，只有短短几行——

“还记得远东边境的那一夜吗？明天中午十二点，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广场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如果你还记得那个给你马卡洛夫手枪的人，就来。”

李卫民的手指微微发抖。他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，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他蹲下来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：“小朋友，这纸条是谁给你的？”

小男孩用俄语说：“一个阿姨。”

“她长什么样？”

“高高的，很漂亮，眼睛是蓝色的。”小男孩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她给我买了糖果。”

李卫民笑了，那笑容里有惊喜，有不可置信，还有一种被压抑了七年、此刻忽然破土而出的滚烫的东西。

他伸出手，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发，他的头发很软，很黑，温热的，带着一股奶香味。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
“你等会儿。”李卫民转身从房间内拿出几块巧克力糖果给小男孩。

小男孩害羞的接过后，咧嘴笑了笑，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，然后转身跑了。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，哒哒哒，渐渐远了。

李卫民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，很久没有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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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手指摩挲着纸条上的字迹，除了叶卡捷琳娜，没有人会对他这么说了。

那场雪，那个边境线上的夜晚，那一整夜的相互依靠和御狼疗伤，还有她临别时交给他的手枪。那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记忆。

他把纸条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她在这里，她在莫斯科。

晚上，他几乎一夜没睡。

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把纸条拿出来看了十几遍，每一遍都觉得不是真的，又看，又确认。

他想起七年前，在东北边境线上的那个夜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