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指向非洲南端、美洲西岸、南洋诸岛：“这些地方，目前大多数地区都被欧洲人所殖民，但朕相信未来这里都将会是大明的土地。朕要率领大军以拯救者的名义，让他们脱离欧洲人的苦海，成为我大明的附庸，为我大明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、矿产和财富。”

皇帝最后道：“所有这些法律，核心只有一个：建立制度，减少人治。朕在，可以推动改革；朕不在，制度仍能运转。如此，大明才能避免王朝循环，真正传之万世。”

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，在编纂院讨论持续了整整半年的时间。每天从辰时到戌时，文渊阁内争论不休。

孙承宗明显消瘦了，但眼神愈发明亮。这位老臣看到了超越个人荣辱的东西——一个新时代的蓝图。

泰昌六年十月，各小组开始起草具体条款。这比讨论纲要更加艰难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数字都要反复推敲。

土地法组为“免费租用权”的年龄限制争论：是从出生就有，还是到十六岁？最终定为“出生即登记，十六岁正式获得”。

税赋组为“基准线”的计算公式争执不休。最后徐光启提出采用“一篮子商品法”：确定一个人一年所需的基本粮食、布匹、食盐等，按市价折算。

吏治组最难的是“财产公示”的执行细则。公示范围多大？谁来核查？虚假申报如何处罚？草案修改了十七稿。

军队组的“军衔制”需要设计完整的晋升体系。多少年可升一级？战功如何折算？和平时期如何晋升？这涉及到上百万军人的前途。

商事组的“专利审查”需要建立全新机构。谁来判定是否创新？纠纷如何仲裁？甚至需要编纂《专利审查指南》。

每天，各组的争议问题汇总到孙承宗处。有些他能裁决，有些需要上报朱常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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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昌六年十月中旬，朱常洛再次召集核心编纂官员。

“诸卿进展，朕已知晓。”皇帝看着众人疲惫但坚定的面孔，“争议多，是好事，说明大家在认真思考。但记住一点：法律不求完美，但求可行；不求一步到位，但求方向正确。”

他举了个例子：“土地赎买，初期可定较高价格，以减少阻力。待制度运行顺畅，再逐步调整。法律不是石碑，而是一棵树，需要随时间生长。”

这次会议后，编纂组调整了思路：不再追求一蹴而就，而是设计“渐进条款”。许多改革都分三个阶段：试点期（三至五年）、推广期（五至十年）、完善期（十年后）。

泰昌六年腊月，第一轮草案终于完成。

六大法典，共计四百五十卷，一万三千余条款。堆放在文渊阁正堂，高达三尺。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朱常洛率文武百官，亲临文渊阁。

看着堆积如山的草案，皇帝深深一躬：“诸卿辛苦。此非纸墨，乃大明未来。”

孙承宗率众跪拜：“臣等幸不辱命。然此仅为草案，明年将发往各省评议，还需大改。”

“朕知道。”朱常洛扶起老臣，“但这第一步，终究是迈出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