唯有兵部、刑部尚书，因分别与韩通、赵虎有深厚的军方渊源，且自身功绩卓着，无需依附他人，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场。但即便是他们，在处理涉及新政的事务时，也需顾及陈默的意见，避免与之为敌。

久而久之，以陈默为核心的“陈党”雏形已悄然形成。他们在朝堂议事时相互呼应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足以影响朝政决策；而那些不依附陈默的官员，则被边缘化，难以在朝堂上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这一切，林缚都看在眼里，却始终不动声色。他并非没有察觉陈默的权势膨胀，也并非不警惕“陈党”的形成，只是一来陈默确实能力出众，新政的推行离不开他；二来陈默虽权倾朝野，却始终恪守臣子本分，从未有过明显的越界之举；三来林缚深知，刚经历过士绅叛乱与制度革新的朝堂，不宜再掀起大的动荡，处置陈默及其党羽，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影响新政的稳定推行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林缚会纵容相权无限膨胀。作为从战火中走出的帝王，他对权力的掌控有着极强的执念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皇权的至高无上。

某次朝堂议事，陈默提出调整赋税分配方案，主张“增加工商税，减少农业税”，理由是“江南工商繁荣，理应多纳税，而农民刚分到田地，需休养生息”。方案一出，吏部、户部尚书当即附和，礼部、工部尚书也纷纷表态支持，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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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位来自北方农业大省的官员想要提出异议，却被陈党官员用各种理由打断，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。林缚坐在龙椅上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心中却已掀起波澜。

待陈默说完，林缚缓缓开口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陈相的方案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未免有些片面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阶下群臣：“江南工商繁荣，多纳税理所当然；但北方农业大省，去年遭遇旱灾，百姓生活本就艰难，若再减少农业税，朝廷的财政收入将受影响，西北军的军饷、各地的水利建设也将难以维系。”

“朕以为，赋税调整应兼顾各方利益，不能一刀切。”林缚继续说道，“可适当增加江南工商税，但北方农业税需维持现状，同时严查工商界的偷税漏税行为，确保国库收入稳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