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国栋看着篮子,良久,点头。
罗令走后,老人把豆子收进屋,坐在堂屋一直到中午。没人来,他也没动。只是每隔半小时,就起身走到院里,看一眼树下的篮子。
下午两点,王二狗带人把铜铃阵重新布了一遍。这次铃线埋得更深,竹竿换成了带反光漆的旧水管,白天看像废弃建材,夜里一照才显出银线。红外灯接了继电器,触发后不仅闪灯,还会在巡逻队对讲机里发出短频震动。
三组人马也分好了。明巡组白天带狗走主路,扛锄头,像巡田;暗哨组夜里埋伏路口,不带标识,穿深色旧衣;机动组随时待命,藏在村后废弃猪圈,一响就动。
王二狗站在坡上,看着最后一根线拉好,回头问罗令:“要不要试一次?”
“不用。试了,他们就知道我们防着。”
“可他们要是今晚就动手?”
“不会。”罗令看着村口方向,“他们得确认我们有没有发现。现在他们不确定,所以不敢动。”
傍晚,罗令和赵晓曼带孩子们去坡上放风筝。蓝鸢飞得高,孩子们追着跑,笑声不断。王二狗远远看着,手按在对讲机上。
突然,一只红鸢从另一头升起,飞得不高,线绷得紧。
人群安静了一瞬。
罗令走过去,没说话,掏出小刀,咔地剪断线。红鸢打着旋儿落进草丛。
“风太大。”他把刀收好,从包里拿出一只蓝鸢,“换一只。”
孩子们围上来,七嘴八舌地问。他笑着教他们怎么调线轴,怎么看风向。赵晓曼站在旁边,轻轻拍了拍手腕上的玉镯,没说话。
天黑前,全村恢复了日常节奏。妇女队在文化站“整理档案”,实则每半小时检查一次报警器;巡逻队换岗时故意走不同路线,有时从后山绕,有时穿田埂;护村犬被喂了安神草药,拴得松,但耳朵一直竖着。
罗令回到小学,把残玉贴在卷轴复制件上。梦没来,玉也不烫。他把玉收回颈间,打开保险柜,确认声控报警器在线。他没碰夹层,只是把登记本翻到最新一页,写下“文化站日常巡查记录”,日期填了明天。
夜里十点,他去了老槐树下。篮子还在。他蹲下,把蜡烛换成新的,饼没动,他也没拿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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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办公室,他把草图摊开,用红笔在老井位置画了个圈。这是残玉梦里闪过的画面——井底有块石板,纹路和石片吻合。但他没动。现在不是时候。
他把图收好,坐在桌前,听外面的动静。没有脚步声,没有异响。只有风穿过竹篱的轻响,和远处某户人家关窗的声音。
他知道他们在看。
他也知道,他们快等不及了。
第二天清晨,罗令在祠堂前召集骨干。王二狗、赵晓曼、妇女队的两个队长,还有三个老辈村民。他站在石台边,声音不高。
“他们进来了,但没动手。说明他们在摸底。我们不找他们,我们让他们找我们——找错地方。”
王二狗问:“要是他们查到文化站呢?”
“查到就让他们查。”赵晓曼接话,“夹层有双层隔音棉,震动传感器连着手机。她们俩轮班守着,进出都记时间。就算他们闯进来,也得花三分钟撬锁——够我们从三个方向包抄。”
“虎符呢?”一个老村民问。
“不在小学。”罗令说,“也不在祠堂。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没人再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