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5日清晨，春寒尚未完全褪去，祁同伟带领联合工作组的10名成员，驱车前往东风村。按照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部署，今天的核心任务是召开村民大会，全面听取村民对征地拆迁的诉求，为后续补偿标准调整、安置房源优化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
车子驶入东风村时，才早上八点半，但村口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。他们或站或坐，脸上带着警惕和疑虑，眼神紧紧盯着工作组的车辆，显然对这次调研充满了不信任。祁同伟心里清楚，这种不信任源于之前政策不透明、村干部疑似违规的经历，要打开局面，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。

“同志们，一会儿召开村民大会，大家一定要耐心倾听村民的诉求，不要打断、不要辩解，认真记录每一条意见。”下车前，祁同伟再次叮嘱工作组成员，“村民们有情绪是正常的，我们要换位思考，理解他们的难处。只有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问题所在。”

村民大会设在东风村村委会的大院里，院子中央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，台下摆放着几十条长凳。随着村民们陆续到场，长凳很快坐满了，后面来的村民只能站在院子两侧和门口，整个大院挤满了近300人，气氛既严肃又紧张。

上午九点，村民大会正式开始。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首先上台，宣读了征地拆迁的初步政策和联合工作组的成立情况，试图向村民解释项目的意义和政府的诚意。但话音刚落，台下就传来了窃窃私语：“又是这套官话，没一句实在的！”“补偿标准不提高，说再多都没用！”

接下来，主持人邀请村民代表发言，分享自己的诉求。但话音落下后，台下一片寂静，没有一个人主动上台。村民们你看我、我看你，眼神里充满了犹豫和不信任。

“有没有村民愿意上台说说自己的想法？”主持人再次邀请，语气带着急切。

台下依旧沉默，只有几声轻微的叹息。一位中年村民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被旁边的人拉了一下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显然，村民们担心“言多必失”，害怕自己的诉求不仅得不到解决，还会遭到报复。

看到这一幕，祁同伟心里明白，村民大会这种“公开场合”，很难让村民们畅所欲言。他立刻和联合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商量：“这样下去不行，村民们有顾虑，不会主动发言。我们必须改变策略，暂停村民大会，采取‘入户走访+老党员座谈’的方式，一对一、面对面地倾听村民诉求，让他们放下顾虑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”

联合工作组的成员一致同意。祁同伟走上主席台，拿起话筒，语气真诚地对村民们说：“村民朋友们，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很多想法和诉求，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，不方便在公开场合说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不勉强大家发言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工作组分成5个小组，深入每家每户，一对一地倾听大家的诉求。同时，我们会邀请村里的老党员、老干部召开座谈会，希望大家能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每一条诉求，如实向上级反映，绝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”

说完，祁同伟走下主席台，亲自带领一个小组，朝着村子深处走去。他的举动让村民们有些意外，原本紧张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。

祁同伟带领的小组首先来到村民李大海家。李大海今年45岁，家里有5口人，住着一栋两层小楼，还有3亩农田，主要靠种地和在附近工厂打工为生。看到祁同伟一行走进院子，李大海有些意外，连忙迎了上来：“祁支队，您怎么亲自来我家了？”

“老李，我们是来听你心里话的。”祁同伟笑着走进屋里，坐在炕边，“关于征地拆迁，你有什么想法和诉求，尽管说，我们一定认真记录。”

李大海犹豫了片刻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祁支队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最不满意的就是补偿标准。按2002年的标准，我家3亩地只能拿到11万多，房子120平方米，只能拿到14万多，总共才25万多。现在周边的房价都涨到8000多一平方米了，这点钱连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都不够，更不用说后续的生活开支了。我们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和打工过日子，土地被征收了，工作也可能受影响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”

“我理解你的难处。”祁同伟认真记录着，“除了补偿标准，你还有其他诉求吗？”

“还有安置房源的问题。”李大海继续说道，“听说要安置到12公里外的城郊村，那里连个像样的学校和医院都没有，我家孩子明年就要上初中了，老人也需要经常看病，搬到那里太不方便了。我们希望能就近安置，最好能在高新区附近，这样孩子上学、老人就医、我们上班都方便。”

旁边的李大海妻子补充道：“还有村干部的问题！村支书刘富贵之前私下找过我们，说只要我们提前签字拆迁，就能给我们‘额外补偿’，还说这事不能告诉别人。我们怀疑他和开发商勾结，想从中牟利。如果不把这些贪官查清楚，我们就算拿到补偿，心里也不踏实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