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坐于御座之上的刘备，身着玄衣，静听双方辩论，面色平静，心中却如明镜一般。他深知，此事绝非简单的学术争论，而是关乎政权合法性与未来政治导向的重大决策。蔡邕所虑在于礼法严谨，刘虞所虑在于血脉正朔与朝野观感。两者皆有道理，但若不能妥善调和，必生内耗。

就在争论渐趋激烈之际，司徒王允，这位历经沧桑、老成谋国的三公之一，缓步出列。他先向刘备躬身一礼，然后转向蔡邕和刘虞，语气平和却自带分量：

“蔡公、刘公，二位所言，皆为国家社稷计，老夫深以为然。然礼法之事，贵在‘缘人情，制礼仪’，岂能胶柱鼓瑟？既要尊古礼，亦要通权变。今二庙现存，实乃天意，岂能废一存一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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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继续道：“蔡公精简七庙之议，合乎经典，其心可嘉。刘公强调两庙并立及近世先帝之祀，关乎统绪，其意亦善。然二者并非不可调和。”

王允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折中方案：“老夫愚见，可否仍依‘七庙’之古制，高庙、世庙并立，各设七庙？如此，既全古礼之数，又彰两汉之续，且符庙宇现存之实。”

他详细阐述：“高庙，祀西汉有功烈之君：以太祖高皇帝为祖，文帝、武帝为二祧（此三位万世不祧），再加宣帝、元帝、成帝、平帝四位。合七庙之数。世庙，祀东汉诸帝：以世祖光武皇帝为祖，明帝、章帝为二祧（此三位亦不祧），再加和帝、安帝、顺帝、桓帝四位。亦合七庙之数。”

说到这里，王允稍作停顿，看向刘虞和刘备，重点提出解决方案：“至于灵帝，乃陛下直接承嗣之先帝，于公于私，皆当享祀。然若入世庙七庙，则超古制。臣斗胆建议，可于世庙之内，为灵帝特设一龛，位于世祖光武皇帝主殿之侧，享同等祭祀。如此，既彰显陛下纯孝，承嗣分明，又不坏‘七庙’大礼之规，可谓两全。”

“至于祭祀，”王允最后补充，“可定春、秋两大祭于高庙，缅怀创业奠基之艰；夏、冬两大祭于世庙，铭记中兴继统之重。四时祭祀，各有侧重，礼制完备，统绪分明。”

此议一出，殿内顿时安静下来。王允的方案，巧妙地将蔡邕的“七庙”框架与刘虞的“两庙分祭”思想结合起来，既维护了古礼的庄严性，又充分照顾了东汉一脉尤其是灵帝的地位，确保了法统的连贯，并且利用了现有庙宇，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。为灵帝特设一龛的提议，更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处理方式。

蔡邕沉吟片刻，虽觉为灵帝特设一龛略有变通，但毕竟未突破“七庙”古制主体，且分祭之说亦有依据，遂微微颔首，不再坚持。刘虞见灵帝得享特祀，核心诉求得到满足，且方案保留了两庙，亦觉妥当，遂表示赞同。

刘备见时机成熟，终于开口，声音沉稳而有力：“司徒老成谋国，此议甚善！既尊古礼，又合时宜，统绪分明，且惜民力。朕准王司徒所奏。即依此制，修补雒阳高庙、世庙，各依七庙之制设置神主，灵帝特龛于世庙。蔡卿、刘卿，此事便由太常寺与宗正寺会同办理，务求今夏之前整饬完毕，朕当亲赴洛京，行世庙夏祀大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