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故而，陛下与诸公行此《占田课税令》，意在抑制兼并，使耕者有其田，民有恒产，则国有恒心。此乃长治久安之基也。”郑玄捻须总结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扫向台下那些出身勋贵、甚至本身家族就可能受新政影响的学子们。

果然，短暂的沉寂后，议论声渐起。大多数学子尚在消化这复杂的信息，但如曹丕、孙翊等人，神色间已见思索，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。他们的家族，或为元从，或为归附，在北方拥有大量田产，虽早已适应朝廷管控，但新政的详细条款，依旧牵动着他们的神经。

曹丕沉吟片刻，率先开口，语气谨慎：“太傅，学生有一问。限田授田，可使小民安生，固然是善政。然则，如今天下虽定，四方仍有用度，朝廷赏赐功臣、供养军队，所费甚巨。若大幅限制官民占田，国家赋税收入，从何而来？仅靠那‘十税一’的田赋，是否足以支撑？”

他问得委婉，却直指核心——国家财政与勋贵利益的平衡。

孙翊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太傅。而且南方新附，士族心怀怨望，若逼迫过甚，是否会适得其反，影响稳定？”

刘封静静地听着，没有立刻发言。他想起了在乡间看到的那些辛勤耕作的农夫，想起了诸葛亮带他核算赋税时，那些农户听到减免数额后眼中闪动的泪光。他也想起了父皇案头那堆积如山的、关于钱粮调拨的奏章。

郑玄正欲解答，一个清朗却带着几分稚嫩的声音响起，是刘封。

“曹兄、孙兄所虑，确有道理。”刘封的声音不大，却让堂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聚焦于他。“然，封尝闻，‘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’ 若民有恒产，勤力耕作，则田地出产必增。即便十税一，总量亦未必少于以往兼并之下，豪强隐匿、官府催科艰难所得。此其一。”

他顿了顿，组织着语言，努力将听政时学到的东西与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：“其二，朝廷税收，并非仅靠田赋。市舶之利，盐铁之专，商贾之税，皆为来源。父皇与政事堂诸公，必已通盘考量。其三，至于南方士族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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