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在编纂过程中，大量不符合清廷标准的书籍遭到销毁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文化损失。

在思想控制方面，乾隆帝通过经筵讲学展现了对程朱理学的不满。

自乾隆二十一年起，他在经筵“御论”中多次公开质疑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。

特别是在《书程颐论经筵劄子后》一文中，乾隆驳斥了程颐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的观点，强调君权的绝对权威。

这些思想控制举措与文字狱相结合，营造了严密的文化高压氛围。

乾隆中期的对外贸易呈现出既严格控制又务实灵活的特征。

陆路贸易方面，清朝与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持续繁荣，至18世纪90年代，两国间每年的皮毛、丝绸、棉花、瓷器、茶和大黄等货物贸易额可以达到500万-700万卢布。

山西商人在这一贸易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积累了巨额财富。

海上贸易则严格受政府控制，私人不能同海外商人直接交易，只能通过政府指定的代理商进行。

外国商船只能依法停靠在广州、厦门、宁波和松江四个港口。

这种贸易政策虽便于管理，却也限制了对外贸易的活力。

对于南洋贸易，清廷展现出务实态度。乾隆年间对暹罗、安南等国进口大米制定了详细的免税规则，如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，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。

这些政策体现了18世纪中叶清廷在对外政策上的理性考量以及对海路来华货物的依赖。

在乾隆中期的科学领域，除了明安图的卓越贡献外，还有一批科学家在各自领域取得显着成就。

明安图在乾隆二十七年升任钦天监监正，主管钦天监的全部工作。

他在担任时宪科五官正期间，不仅参与编制历书，还经常参与将各种天文现象观测结果汇制成为题本进呈给朝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