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东州军将领，多年跟随刘焉南征北讨，养成了一股骄悍之气，加之对自身战力颇有信心，主战情绪高昂。

然而，文官一列，却大多面露难色。别驾张松（虽为蜀人，但此时立场更倾向于刘璋政权稳定）微微皱眉，出列道：“主公，荆州军势大，鲁肃乃善谋之人，其能迅速破我鱼复天险，可见一斑。且我方新遭……大变，”他委婉地提及刘焉之死，“军心民心未定，仓促兴大军与强敌决战，恐非万全之策。”

其他一些文官也纷纷点头，表示忧虑，认为应当谨慎，甚至有人隐晦地提出，或许可以尝试与荆州方面交涉。

而益州本土派的代表们，如王累、张肃等人，则大多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沉默不语。江州被围时，守城的贾龙、任岐便是本土派代表，他们浴血坚守，如今“援军”却来自荆州袁术，这其中的微妙关系，让他们难以表态。支持打，意味着要继续依靠东州军，损耗的还是益州的力量；不支持打，又恐被扣上通敌或怯战的帽子。这种沉默，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态度。

堂上顿时形成了武官主战，文官主和（或主缓），本土派默然的尴尬局面。刘璋本就优柔，见双方意见相左，更是手足无措，目光不由得投向站在文官前列，一直沉吟未语的一人——治中从事黄权，黄公衡。

小主，

黄权乃巴西阆中人，是益州本土士族中少有以刚正、有谋略着称的人物。他见刘璋目光投来，心知不能再沉默，便整了整衣冠，缓步出列，对着刘璋躬身一礼，声音沉稳而清晰：

“主公，诸位同僚。江州之事，关乎益州安危，权，有肺腑之言，不吐不快。”

顿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黄权身上。

黄权不疾不徐，朗声道：“权以为，当下之势，于我益州而言，有五大困难，使我不可轻启战端，与荆州鲁肃决战于江州。”

他伸出第一根手指：“其一， 新丧之主，人心未附。 老州牧新逝，主公初掌州事，益州内外，无数双眼睛都在观望。当此之时，首要之务乃稳定成都，安抚郡县，凝聚人心，而非大动干戈。若内部未稳而遽然对外用兵，犹如建房未固其基，稍有风雨，便有倾覆之危。”

接着是第二根手指：“其二， 师老兵疲，士气待振。 张任、张鲁将军所部，围攻江州数月，伤亡不小，士卒疲敝，锐气已挫。荆州军则是新到之生力军，士气正盛。以疲敝之师迎击锐气之众，胜负之数，恐难预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