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好事，可这……”老马有点愁，“要手风琴，要足球场，还要开课……这，这经费，这管理，都没章程啊。工会那边也说，以前没这规矩。”

“没规矩，就立新规矩。”李振华干脆地说，“人家不远万里来帮我们，我们就要把后勤做到家，做到心坎上。手风琴，问问文工团有没有淘汰的旧货，或者去信托商店看看。足球场，大院东头那块荒地，平整一下，拉个网子，就是个简易场子。汉语班，先从家属里找找有没有当过老师的，没有就从市里师范学校请个大学生来兼职，给点补助。这些事，花不了几个钱，但暖人心。至于‘国际风味窗口’，”李振华顿了顿，觉得这个提议特别有意思，“你跟食堂商量一下，可以试试，每周搞一次‘苏联风味餐’或者‘专家家乡菜’，让咱们的人也尝尝鲜，也让专家们有点念想。具体怎么弄，让娜塔莉亚同志和炊事班一起商量，尊重人家习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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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了想，补充道：“这些事，你牵头，工会配合，就成立个临时的‘外籍专家及家属服务协调小组’，你当组长。以后这类事，都归你管。原则就一条：在条件允许、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，尽量满足，主动服务。要把服务做到前面，别等人家提要求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！明白！”老马得了尚方宝剑，腰杆子顿时直了，脸上笑开了花，“有您这句话，我就知道怎么干了！保准让专家和家属们舒心！”

“还有，”李振华叫住他，“那个‘中苏少年足球友谊赛’，想法挺好。你规划一下，搞个像样点的，六一可以，找个周末也行。让孩子们玩到一起，比咱们大人说一万句都管用。”

“好嘞！”老马干劲十足地走了。

李振华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。几个苏联专家的孩子，正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，追着一个破皮球跑来跑去，笑声隔着玻璃都能隐约听见。娜塔莉亚大婶系着围裙，正跟几个中国家属在楼前空地上比划着什么，大概是在交流种菜心得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。 他想。技术可以引进，图纸可以翻译，但真正的融合，信任的建立，往往就藏在那一罐酸黄瓜、一次足球赛、一首合唱的歌声里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“小事”，就像春风化雨，悄无声息地浸润着这片土地，让来自不同国度、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，渐渐生出一种“我们”的认同感。

这，或许比任何合同条款都更有力量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在慕尼黑，“远星”实验室狭小的会议室里，气氛却与北京研究院的春日暖意截然不同。这里，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前的、混合着咖啡因、香烟和紧张思考的独特气味。

汉斯·克鲁格面前的烟灰缸里，已经塞满了烟蒂。他双眼布满血丝，但目光锐利如鹰，紧紧盯着摊在桌上的三份文件。

一份，是欧空局EOP-97-08B项目招标文件的最终版，厚达数百页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技术陷阱和法律弯弯绕。

一份，是乔瓦尼带领团队呕心沥血完成的、长达八十页的“混合架构方案”技术建议书，里面充满了大胆的设想和复杂的图表，但也标满了红色问号——那是汉斯和几位德国工程师提出的、关于可行性、可靠性和“技术来源解释”的质疑。

最后一份，只有薄薄两页纸，是王胖子通过加密渠道刚刚发来的简短评估和指示。核心意思很明确：“联合体已出手，旨在施压、搅局。欧空局内部博弈加剧，保守派占据上风。你方方案技术亮点突出，但‘出身’问题已成最大靶心。务必在技术解释和供应链梳理上做到无懈可击，必要时可‘主动披露’部分非核心技术的国内合作背景，以冲淡疑虑。首要目标：确保入围下一轮。不惜代价。”

“不惜代价”四个字，让汉斯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。这代价，不仅是金钱，更是未来可能的束缚和风险。

“汉斯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了。”坐在对面的资深德国工程师，也是公司合伙人之一的施密特博士（与欧空局那位官员同名不同人）缓缓开口，他指着技术建议书上的一处，“乔瓦尼的主动振动抑制模块，算法核心借鉴了你们从东方带来的‘预测控制’思想，这很巧妙，但评审委员会一定会追问来源。我们怎么说？说是来自一家香港的‘先进材料联合实验室’？他们不会信的，他们会深挖到底。”

“还有这里，”另一位负责供应链的副总裁补充道，“用于高压储罐的碳纤维缠绕工艺，虽然我们做了改进，但底子明显带有苏联‘能源’局的影子。现在欧美对俄技术禁运虽然不像对华那么严，但也很敏感。如果被竞争对手抓住这一点，攻击我们‘使用受管制技术’，我们会很被动。”

汉斯沉默地听着。他知道这些都是实情。远星公司就像一颗精心培育的杂交种子，既有来自东方的顽强生命力和独特思路，又努力嫁接上欧洲的工业标准和市场规则。但在那些老牌巨头眼里，它依然是“非我族类”，其“混血”背景在平时或许是创新源泉，在关键时刻却会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弱点。

“乔瓦尼那边怎么说？”汉斯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