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明白！李总，我们马上组织人手，按照您的指示完善方案，并着手设计访问路线。”

“好。尽快拿出东西，我要先过目。另外，通知战略研究室的宋主任，让他准备一份关于拉美地区航天合作态势、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（美、欧、俄）在科林托及周边国家活动情况的评估报告，一并报我。”

放下电话，李振华感觉思路清晰了很多。他重新拿起陈向东的报告，目光落在最后那句“要让科林托人看到，我们理解他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不易，也相信他们有能力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我们不是施舍者，是同行者。”

“同行者……”李振华咀嚼着这个词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。这个词，比“合作者”更近，比“盟友”更轻，却道尽了“朝阳计划”的核心精神——并肩而行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

他拿起笔，在报告的扉页上，写下一行字：

“播下一颗种子，培育一片土壤。不急于收获，但求生根发芽。信任，是最好肥料；诚意，是最佳灌溉。此行，不为短利，而为长友。慎之，重之。”

这行字，既是给陈向东的回电摘要，也是对他自己，对整个“朝阳计划”下一步行动的提醒。

同一座城市的另一边，北航校园深处，航天学院的一间普通会议室里，气氛与李振华办公室的沉思与运筹截然不同，显得更加具体、热烈，甚至有些火药味。

会议室的黑板上密密麻麻画满了示意图、公式和参数表，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和激烈争论后的余温。阿米尔·本·萨勒曼正站在黑板前，手里捏着半截粉笔，脸色微微涨红，而他对面，几个中国同学也神情激动，显然刚刚结束了一场关于课程设计的激烈辩论。

“阿米尔，你的这个‘极限设计’方案，成本是压下来了，但可靠性冗余度太低！热控系统只用被动散热，在极端轨道条件下，万一某个节点过热……”一个戴着厚厚眼镜、外号“博士”的中国学生指着黑板上的热控部分，语气急促。

“还有电源系统，你大量使用商用级（COTS）元器件，辐射环境下的单粒子翻转（SEU）风险怎么控制？难道用软件纠错全覆盖？那星载计算机的负担和复杂度……”另一个精瘦的、擅长电路的男生也皱着眉头。

阿米尔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质疑了。自从他彻底转变思路，从追求“高性能、高指标”转向追求“在极端成本约束下的最优化、可靠实现”后，他的设计方案在小组内就引发了持续的争论。支持者欣赏他的务实和大胆，反对者则担忧他过于冒险，牺牲了航天器最宝贵的可靠性。

“我计算过，”阿米尔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中文回应，手指点着黑板上的数据，“被动散热方案，在考虑了最坏工况叠加的情况下，关键部件温度仍在允许上限的85%以下。我们选用的商用器件，都经过了加速寿命试验和抗辐射加固筛选，虽然等级不如军品，但在我们设计的1年期任务寿命内，综合失效率计算是可以接受的。软件纠错会增加复杂度，但相比使用昂贵的抗辐射专用器件，总体成本、重量和功耗的节省是巨大的，而且，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场同学，“这让我们有了冗余设计的空间。我们可以用省下的钱和重量，给关键系统做硬件备份，或者增加燃料携带量，延长任务寿命。这是系统级的权衡！”

“但风险呢？万一筛选不严，万一软件有漏洞……”“博士”仍不放弃。

“没有任何方案是零风险的！”阿米尔的声音提高了一些，眼中闪烁着这段时间以来被反复锤炼出的、近乎执拗的光芒，“航天本身就是风险管理！我们以前总想着用最贵的、最好的部件去把风险降到最低，但那是建立在资源无限的前提下！现在我们的前提是资源极端有限！那么风险管理的方式就要变！从追求单个部件的超高可靠，转向通过系统设计、冗余备份、和智能管理，在整体上实现可靠！用低成本器件的‘数量冗余’和‘功能冗余’，去对抗单个器件可能存在的‘质量风险’！这是思维方式的转变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