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但他有犹太血统。”伊万继续说，“十年前还行，这几年风向不对了，处处受排挤。”

“儿子去年在阿富汗阵亡，老头心灰意冷，申请退休，上面不批，现在就这么耗着……”

火车在下午三点抵达列宁格勒。

安德烈在车站等着，四十来岁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看着就像搞技术的。

“陈同志！”安德烈迎上来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“我代表格里戈里老师谢谢您。您愿意亲自来见他，他非常感动。”

陈卫东拍拍他肩膀：“安德烈，你太客气了。走，带我去见你老师。”

三人上了一辆破旧的拉达，往瓦西里岛开。

瓦西里岛是列宁格勒的老区，涅瓦河从这里流过，两岸是古老的建筑。

安德烈把车停在一栋灰扑扑的公寓楼前面。

“老师住在三楼。”

楼道里很暗，灯泡坏了没人修。

陈卫东跟着安德烈摸黑上楼，敲开一扇门。

门开了，一个瘦高的老人站在门口。

六十五六岁，头发全白，脸上皱纹很深，但那双眼睛还是很亮——搞了一辈子光学的人，眼睛都亮。

“你是？陈同志？这么年轻！”格里戈里用俄语说，安德烈在旁边翻译。

陈卫东伸出手：“格里戈里院士，久仰大名。”

格里戈里握了握他的手，侧身让开：“请进。”

屋里很简朴，到处都是书和图纸。

墙上挂着一张照片——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小伙子，笑得阳光灿烂。

格里戈里顺着陈卫东的目光看过去，眼神暗了暗。

“我儿子。”他说，“去年牺牲在阿富汗。”

陈卫东沉默了几秒：“院士，还请节哀。”

格里戈里摆摆手，在沙发上坐下。

“陈同志，安德烈跟我说过你的来意。但我不并想离开苏联！”

陈卫东在他对面坐下。

“院士，我不是来劝您离开的。”

格里戈里抬起头，有点意外。

“我是来请您指导工作的。”陈卫东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，放在桌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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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台华影相机，最新款。

格里戈里眼睛一亮，拿起相机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
“这是你们中国自己做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