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卫东在他对面坐下。

“院士，您怕了？”

格里戈里笑了，笑着笑着，咳嗽起来。

“怕？”他咳完，擦擦嘴，“我六十五了，怕什么？”

他看着陈卫东，眼神很复杂。

“只是……陈同志，我有女儿。她叫伊琳娜，三十二岁，在列宁格勒大学教外语。嫁了个废物，酗酒，打她。我有一个外孙女，叫安娜，今年七岁……”

陈卫东听着，没说话。

“如果我跟你走，她们怎么办？”格里戈里的声音很低，“克格勃会放过她们吗？”

陈卫东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他开口：“院士，我有三个方案。或许你可听听再做决断……”

格里戈里抬起头。

“第一，您女儿和外孙女，以探亲名义去瑞士。那边我有朋友，可以安排她们住下来，我会给她们办合法身份！她们的生活费我出，一个月两千瑞士法郎，直到她们不再需要为止，我相信够她们过得很好了。”

格里戈里眼睛亮了亮，但没说话。

“第二，我在瑞士银行为您外孙女开一个账户，存入二十万美元。这笔钱，足够她读到大学，读完大学，甚至结婚生子。”

格里戈里握着酒杯的手在抖。

“第三，”陈卫东看着他，“中国的光学实验室，永远有您的位置！您想去，随时欢迎。您想回来，随时可以走。来去自由，绝不强留！”

他说完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格里戈里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老头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他。

“陈同志，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儿子死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个房子里接到电话。那天也是春天，窗外的白桦林跟现在一模一样……”

陈卫东没说话。

“我当时想，这辈子完了！儿子没了，事业也没了，剩下的日子就是等死。”格里戈里转过身，“但如今你来了。”

他走回桌边，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酒。

“你那个相机，我研究了三天。拆了装，装了拆。你们那个CMOS技术，很有意思。虽然工艺粗糙，但方向肯定是对的。如果再有一流的光学镜头配合……”

他顿住了。

陈卫东等着。

格里戈里举起杯。

“陈同志，给我一周时间。”他说，“一周后，我给你答复。”

陈卫东也举起杯。

“院士，不急。安全第一。”

两人碰杯，一饮而尽……

四月二十六日，基辅。

陈卫东刚从列宁格勒回来，还没喘口气，伊万的电话就追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