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还有一个身份，是河口村唯一的摆渡人。
村子依河而建，那条河不算宽阔，水色清澈，却像一道温柔的天堑，隔开了两岸的炊烟与生活。没有桥，往来行人，无论是走亲访友，还是赶集买卖，全靠爷爷那一叶刷着桐油、有些年头的扁舟。爷爷摆渡，从不肯收钱。用他那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抬脚就到的事，计较个啥。”他平日就靠着几亩薄田和那点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诊金，硬是将三儿三女拉扯成人，日子过得清贫如水，却也坦然如石。
在孙儿南风尚未被世事浸染的心里，爷爷这样仁厚如土地、清澈如河水的人，是理应被命运厚待，得享安宁晚景的。可后来的南风才明白，那时的自己，高估了人心的淳朴与守恒。世间有一种恶，无需惊天动地，只消一个转身、一次推诿，便能让人在瞬间心寒齿冷，多年后回想，那凉意仍能穿透时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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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的乡村，像爷爷这样的赤脚医生很多。医术是家族一代代口传心授、或靠着几本祖传手抄本传下来的，靠的是积年的口碑、敏锐的观察和无数次试错后积累的经验，没有什么官方颁发的行医资格证。爷爷行医，有个坚持了一辈子的原则：“传方不传药”——他只开药方，药材需病家自行去镇上或县里的药房抓取，这其中自有他避嫌的、古老的智慧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
一次，同村一位乡亲染了急症，登门求诊。那病症不算凶险，却极为磨人，患者被折腾得形销骨立。爷爷在堂屋昏暗的光线下，仔细诊脉，观察舌苔，沉吟良久，才郑重提笔，在黄褐色的草纸上写下药方，并特意将其中一味药圈出，反复叮嘱侍立一旁的病家儿子：“切记，方中这味地黄，定要用‘熟地黄’。炮制过的，药性温补。若误用了‘生地黄’，药性寒凉，与你父亲的症候相悖，怕是会出大乱子。”
病家千恩万谢，揣着方子走了。谁知镇上药房的伙计年轻毛躁，一时疏忽，未看清方上爷爷特意以重笔注明的“熟”字，随手便从写着“地黄”的抽屉里抓了未经炮制的“生地黄”。一碗药下去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患者顿时腹痛如绞，口吐白沫，情况急转直下，命悬一线。爷爷闻讯，二话不说，背上那个磨得发亮的旧药箱，踩着夜色疾步赶去。一番紧张的望闻问切，他额头沁出细汗，迅速配了解毒的方子，亲自守着药炉煎好，一勺勺灌下去，守到东方既白，才将有惊无险地将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
然而，身体的危机渡过了，人心的风波却难以平息。患者家属在最初的惶恐过后，或许是心疼那差点失去亲人的后怕，或许是被旁人的闲言碎语煽动，竟不顾药房伙计事后战战兢兢的坦白与爷爷救人的事实，一口咬定是爷爷这个“土郎中”学艺不精，开错了方，是“庸医杀人”。他们聚集在爷爷家低矮的院门外，用乡村最直接也最伤人的方式，高声嚷嚷，索要巨额赔偿，声音尖锐地划破了村庄一贯的宁静。爷爷沉默地站在堂屋门口，身形似乎佝偻了一些，听着那些夹杂着乡野俚语的、刺耳的指责与谩骂，脸上纵横的、如同田垄般的皱纹，像在一瞬间又被无形的犁铧深深地耕过一遍。他没有一句争辩，没有拿出药房的证词，只是缓缓地、极沉重地转过身，走回那间充满药香的屋子，从床底一个锈蚀的铁盒里，取出了毕生微薄的积蓄，那原本可能是打算修缮老屋，或是给某个孙儿交学费的钱。
钱，赔了出去。门外的风波，暂时平息了。但爷爷那个跟随了他半生的旧药箱，也从此静静地合上了，被搁置在堂屋最高、积尘最多的柜子顶上。他立下规矩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：“此生，不再行医。”
一身的本事，能医得好疑难杂症，能辨得清草木寒温，却医不了这倏忽即变的、凉薄的人心。
他的医术，三子三女，或因志不在此，或因早年离家，竟无一人能承接。那份沉甸甸的、带着祖先体温的衣钵，眼看就要在时代的喧嚣与这次伤人的误解中，随风而逝，散入尘土。
转机，出现在南风的妈妈嫁过来之后。妈妈心思细腻，她心疼这身济世的绝学就此失传，更心疼公公那骤然黯淡下去的精神。于是，在操持家务、照料孩子之余，她时常偷偷翻看爷爷搁置在角落、落满灰尘的医书，用自己有限的识字能力，吃力地辨认那些竖排的繁体字和古怪的药名。爷爷起初只是默默看着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儿媳就着一盏煤油灯，用铅笔在旧账本背面，认真抄录一个调理妇人产后虚弱的方子时，心中那潭因失望而沉寂的死水，终于泛起了细微的、带着希望的澜漪。
他将妈妈叫到跟前，在某个安静的午后，决定倾囊相授。只是，这一次，他定下了新的、与旧时代截然相反的规矩。
此后，他对妈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，不再是“传方不传药”，而是：“记住，往后是传药不传方。方子可开，但药，最好自己备，自己抓，自己心里有杆秤。”
爷爷是带着一身萧索与未尽的心愿，离开这个人世的。肺癌像一团无声的、阴燃的野火，在他常年被草药烟熏火燎的肺叶里点燃，然后慢慢地、不容抗拒地，燃尽了他最后的风烛岁月。南风后来一直想不通，爷爷一生悬壶，用那些晒干的草叶根茎，治愈过许多被肺疾咳喘折磨得夜不能寐的病人，为何轮到自己被这恶疾缠身时，却倔强地、甚至有些赌气地，一口中药都不肯喝。或许，他医得了病，却终究医不了命运的定数；也或许，他心底那份关于人性的、深深的凉薄与失望，比肺部的癌细胞更早地侵蚀了他的生机，让他失去了与这疾病周旋的最后心力。
爷爷生命最后的、疼痛的时光，是在南风城里的家中度过的。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长，也格外的寒冷。他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朝南的窗前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，浑浊的目光努力地、执着地望向河口村的方向，仿佛能穿过高楼与距离，看见那条他摆渡了半生的河。直到油尽灯枯之际，家人依从老人模糊的呓语与心愿，将他送回了河口村的老宅。那里有他年轻时摇橹的、汩汩流淌的河，有他背着药箱走过的、蜿蜒的田埂路，有他一生的根，和全部的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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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的最后一口气，咽得格外艰难。他躺在老宅那张同样古老的木床上，胸膛微弱地、不规则地起伏着，嘴唇翕动，仿佛还有什么尘缘未了，什么话堵在喉咙口。爷爷的二弟，那位同样白发苍苍、面容与爷爷有几分相似却更显愁苦的二爷，颤巍巍地俯身在他耳边，声音哽咽着，混着泪意问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有什么心愿，对我讲，对我讲就好。”
爷爷用尽胸腔里最后一丝游离的气力，断断续续地，吐露了心底最深的、也是最后的牵挂：“我……不想火葬。土葬……要花钱。我的子女……都已成家，可过得……都不如意。你二弟，能不能……出了这三千的土葬费用？我只想……入土为安，埋在后山，看着咱们村……”
二爷紧紧握住兄长那只干枯如秋枝、布满斑点的手，老泪纵横，混浊的泪水滴在兄弟交握的手上，他满口答应，声音斩钉截铁：“大哥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让你安安稳稳地走。三千块，我出！一定让你入土为安！”
得了这句承诺，爷爷仿佛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最后的千斤重担，那一直紧蹙着的、写着痛苦与牵挂的眉头，微微舒展了些。他深深地、极其缓慢地看了二爷一眼，那眼神复杂难言，然后，缓缓地，合上了眼睛。
然而，爷爷终究没能等来他想要的、最后的安宁。在他身体尚未完全冰冷，灵魂或许还未远行之时，因为祖辈留下的几分薄田在兄弟姊妹间如何分配的陈年旧账，南风的三婶，在临时布置的、烛火摇曳的灵堂前，毫无预兆地哭闹起来。她的声音尖锐而激动，指责与怨怼像冰冷刺骨的雨点，毫不留情地砸在爷爷尚未冰冷的身体上，砸在在场每一个戴着孝的子女心头。二爷见此情景，又悲又愤，觉得兄长尸骨未寒，子女便因些许田产如此不堪，家庭失和至此，他当初的承诺仿佛成了一个苍凉的笑话。他一气之下，甩手而去，当初那含着泪的、斩钉截铁的承诺，也随之烟消云散，如同从未说过。
办一场体面的、合乎老人心愿的土葬需要钱，而南风的爸爸，当时已掏不出这额外的三千块。兄弟姐妹们刚刚各自咬牙，分担完爷爷生前看病欠下的零星债务，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、也是最后的费用，他们互相望着，在长久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，最终，只能红着眼圈，一咬牙，做出了那个让所有人余生都难以释怀的决定——将爷爷送去火葬场。那个简单的、质朴的、关于“入土为安”的愿望，到底还是碎在了冰冷坚硬的人间现实与亲情算计里，连一点完整的碎片都没能留下。
这些往事的细节与沉重的轮廓，是南风在多年以后，从妈妈偶尔提及的片段中，一点点拼凑起来的。那时，爷爷去世时，妈妈没让年纪尚小的南风和妹妹南雨回老家奔丧，只让他们留在镇上继续上学。家里，连办一场最简单丧事的钱都捉襟见肘，更别提负担他们往返的路费了。妈妈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平静，替他们挡住了直面死亡与家族纷争的冲击。
南风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、阳光有些苍白的上午，课间休息时，她跑到学校小卖部，用公共电话给妈妈打电话，小声地、带着点羞怯地说：“妈，学校要组织春游，可是……我们没有钱。”
电话那头，妈妈沉默了良久，那停顿长得让南风有些心慌，耳边只有电流微弱的滋滋声。然后，妈妈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沙哑，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一觉：“找你姑奶奶借一下吧，妈妈回去就还。”
接着，仿佛是用尽了全身所剩无几的力气，妈妈声音很轻，却像一块被冬日河水浸泡过的巨石，沉沉地投入南风尚且稚嫩的心湖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