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到门口，张远山脚步一顿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：反正都是发明码通电，一份也是发，两份也是发。小鬼子的俘虏营里不还蹲着二十七八万“劳动力”吗？关东军垮了，日本大本营也一直装傻充愣，不提赎人的事，光想着让那些俘虏在咱们这“劳动改造”（其实是当苦力）。不如……一起催催债？

想到就干。张远山回到机要室，大笔一挥，在给莫斯科的明码电文后面，又原样照抄了一份，只是把“十一万毛熊俘虏”改成了“约二十七万日本帝国战俘”，收报地址换成了东京大本营和日本内阁。他满意地看了看电文，想象着东京和莫斯科收到这份“账单”时的精彩表情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“发出去！明码，全球广播频段！” 他对着报务员下令。

很快，两封内容相似、措辞强硬、堪称史上最大规模“公开讨俘赎金”的电文，随着电波冲向天空，传向了莫斯科、东京，也传向了柏林、伦敦、华盛顿……全世界都在侧耳倾听，北方军的统帅赵振，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、混合着实力炫耀和务实算计的方式，为这场辉煌的军事胜利，标注上一个冰冷而具体的价码。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
克里姆林宫，那间决定帝国命运的核心会议室，此刻的气氛比之前兵棋推演失败时更加凝重，甚至多了一种被公然羞辱后的暴怒与窘迫。赵振那份通过明码电报发来的“账单”，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传阅在每一位与会者手中，烫得人指尖发颤，心头滴血。

“砰！” 财政人民委员米高扬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镇定，他猛地将电文拍在桌上，脸色先是涨红，随即变得惨白，手指颤抖着捂住心口，旁边的秘书慌忙递上药片和水。他喘着粗气，声音因极致的愤怒和惊愕而变形：“敲诈！这是赤裸裸的、无耻的敲诈勒索！赵振这个强盗！他是在用我们十多万红军小伙子的生命和自由作为人质，来敲诈苏维埃！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，是对人道主义的亵渎！” 在他看来，这不仅仅是一笔钱或物资的问题，更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尊严的彻底蔑视。

“决一死战！必须和赵振那个混蛋决一死战！” 一位性格火爆的陆军将领猛地站起来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，化为实质的烈焰，“他不过是侥幸打赢了我们一个最偏远、补给最困难的远东军区！就敢如此嚣张跋扈，骑到我们头上拉屎撒尿！这是对整个红军、对整个苏维埃联盟的侮辱！我们应当立刻集结兵力，从欧洲抽调主力，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要雪此奇耻大辱！” 他的话充满了军人的血性和被激怒的骄傲，立刻引起了不少同样感到屈辱的将领的低声附和，会议室里弥漫起一股“宁为玉碎”的悲壮气息。

然而，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声音，像一盆冷水浇在了这团虚火上。他扶了扶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神冷静而忧虑：“同志们，请冷静。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——赵振的这份电报，是明码发送的。这意味着，此时此刻，柏林、伦敦、华盛顿、东京……全世界所有拥有收音机和电报机的国家、政要、媒体，恐怕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他知道我们正在西方面临德国的巨大压力，他这是在利用国际舆论，逼我们做出选择。”

他的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。明码电报，将这场本可私下交涉的“丑事”，变成了全球瞩目的公开胁迫。

一直沉默的朱可夫，用他那特有的、带着战场硝烟味的沉稳嗓音开口了，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，也戳破了单纯愤怒的虚幻：“米高扬同志心疼钱，各位同志感到愤怒，我都理解。但是，请想一想前线的士兵，想一想即将被征召入伍的青年。如果今天，我们因为价格‘太高’或者感到‘羞辱’，就公开拒绝甚至无视这十一万被俘同志的命运，那么明天，红军的士气会如何？后方的百姓会怎么想？当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时，他们会不会担心，一旦不幸被俘，祖国是否会像抛弃废物一样抛弃他们？谁还愿意为了一个可能抛弃自己的祖国去参军？去拼死作战？”

朱可夫的话如同重锤，敲在每个人心上。他站在一个纯粹军人的角度，指出了比金钱和面子更致命的东西——军队的信任和国民的信念。一旦失去这些，苏维埃的战争潜力将遭到根本性打击。

财政人民委员米高扬服下药，脸色稍微好转，但眉头锁得更紧了，他苦着脸，声音充满了无奈：“朱可夫同志，你说的道理我懂。可是……这个‘价格’……赵振虽然没有明说具体数字，但以他那种作风和对我们现状的了解，他开出的价码绝对会让我们大出血！可能是我们急需的粮食、石油、矿产，甚至是先进技术！西伯利亚铁路被炸，远东损失惨重，欧洲方向又要防备德国，我们的外汇储备和战略物资……已经非常紧张了。一时之间，我们恐怕……真的很难凑出让他满意、又不至于动摇国本的‘赎金’啊！”

会议室再次陷入了两难的沉默。赎回，代价难以承受，且助长敌人士气；不赎回，军心士气可能崩溃，国际形象扫地。赵振这一手“明码讨债”，精准地打在了苏联最疼的地方，将其军事失败后的外交困境，变成了一个公开的、残酷的算术题和信誉考题。

相比于克里姆林宫里那快要滴出血来的凝重与挣扎，东京方面对北方军那份同样措辞的“明码账单”，最初的反应却显得颇为诡异，甚至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麻木——颇有些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意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