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“灾”是艺术，那么艺术家岂能永远匿名？

如果“作品”足够完美，难道不该呈献给唯一可能理解其价值的人鉴赏？

她能。

她能理解。

这个想法如同电流般击中了我。

我要继续改变“手法”。

不再隐藏于概率之后，我要走到台前，以“创作者”的身份，将我的“作品”，直接呈现在她的面前。

我要让她看到，在那看似混乱的死亡现场背后，那精妙的、充满意图的设计。

我要看到她那冷静的面具，因我的“杰作”而出现裂痕。

这不再是单纯的“校准”，这是......献祭。

将“灾”本身，作为祭品，献给她。

行动力，如同按下阀门的开关，瞬间爆发。

我动用了某些隐秘的关系网，重新润色了一份无可挑剔的学历和从业经历——里昂·克罗夫特医生。

确实是我在社会上的真名。

只是经历有所修改。

一位西部出身，曾在北方工业城市从事法医研究的、性格孤僻但技术精湛的学者，因寻求更好的研究环境而来到首都，却在乌尔姆场郁郁不得志。

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。

申请提交到了法医鉴定所。

我特意在申请信函中，提及了对寻求正义的渴望。

希望这能引起她的注意。

等待回复的日子里，我停止了所有“校准”活动。

城市似乎因此变得平淡无奇。

我像一个戒断某种瘾症的人，焦躁不安，同时又充满了一种新的、陌生的渴望。

我反复想象着与她见面的场景，在她那充斥着消毒水、福尔马林和微弱臭氧味道的领域里，我将如何自处。

数周后，调令抵达记录厅。

申请通过了。

我被分配至法医所，直属上级正是尤利娅·斯特拉瑟博士。

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是喜悦，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......使命感。

旧的“我”已经死去，或者说，即将蜕变为一个更复杂、更危险的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