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万诺夫站起身，微微鞠躬。他看起来五十多岁，头发稀疏，眼镜片很厚，一副学者的样子。

于凤至点头致意，继续说：“第三，所有技术交流、物资援助，都必须通过正式渠道，签订书面协议。我们不接受私下交易，不接受附加政治条件。”

话说得很直白。格罗莫夫身后的几个军官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有些意外。

“于副总司令，”格罗莫夫笑了，“您很谨慎。”

“不是谨慎，是规矩。”于凤至说，“我们和日本人打仗，靠的是规矩——官兵平等、军民一家、缴获归公。和友军打交道，也得有规矩。没有规矩，容易产生误会，容易出乱子。”

格罗莫夫沉思片刻，点了点头：“我接受您的条件。那么……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考察？”

“今天下午就可以。”于凤至站起身，“先看看我们的荣军工厂、野战医院，还有……新办的老百姓夜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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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军工厂设在城东的废弃榨油坊里。工棚是临时搭建的，四面透风，但里面热气腾腾。十几个伤残战士正在工作——有的用独臂编筐，有的坐在轮椅上修理枪械，还有几个盲人在编织草鞋，手速快得让人眼花。

格罗莫夫走进去时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他见过太多战争伤残者——在苏联，在欧洲，那些失去肢体的人大多眼神空洞，等待救济。但这里的每一个人，眼睛里都有光。

“这是孙铁柱，”于凤至介绍那个独臂编筐的年轻人，“北镇战役时炸断了胳膊，现在是我们编织组的组长。他编的背篓、筐篮，老百姓抢着要。”

孙铁柱抬起头，看见于凤至，想站起来，被她用手势制止。

“继续干活。”她说，“让苏联同志看看咱们的手艺。”

伊万诺夫蹲下来，仔细看孙铁柱手里的半成品。柳条编得密实均匀，接头处处理得干净利落。“这个……能负重多少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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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十斤没问题。”孙铁柱咧嘴笑了，“咱们编的时候，中间加了藤条，结实。”

格罗莫夫问：“你们的产品，销路怎么样？”

“供不应求。”于凤至回答，“老百姓要，部队也要。挣的钱，一半归工厂发展，一半分给工人。残疾重的多分，残疾轻的少分，但每个人都能养活自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