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复师记录下这个进步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，但同时再次强调必须循序渐进，绝对避免因过度用力导致伤口问题或晕厥。

身体上每一点自主性的恢复，都伴随着对现实处境的反复掂量，而这掂量，总是沉重的。

李静下午去了趟医院的结算中心，打印最新的费用清单。回来时，她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。她把清单默默递给陈远。预缴的押金加上后来存入的教育基金，已经消耗过半。而陈远至少还需要一周多才能达到刘医生所说的“可以考虑出院”的最低标准，这还不算出院后可能需要的药物和复查费用。

陈远看着那串冰冷的数字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，他让李静把王芳之前带来的、关于临时救助和慈善基金申请的材料再拿给他看。他看得很慢，很仔细，那些繁琐的条款、苛刻的条件、漫长的审批周期，像一道道无形的栅栏。他知道，就算申请，也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而且，一旦开始申请，就意味着要将自己的困境和“麻烦”（包括可能存在的威胁）更多地暴露在官方或半官方的视野下，这会不会引来新的变数？会不会打乱他放出“风声”的部署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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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要钱，就可能暴露更多，且不确定能否及时拿到；不申请，经济上立刻就要面临断流。成年人的选择题，往往没有正确选项，只有哪个后果暂时更能承受。

“先……准备材料吧。”陈远最终沙哑地说，“悄悄准备。等……看看情况再说。”他选择了拖延。不是最优解，但似乎是目前唯一能做的——保留可能性，等待局势可能出现的转机。尽管那转机渺茫得如同幻觉。

傍晚，一个意外的访客敲响了病房门。不是医生护士，也不是警察，而是一个穿着朴素、面容愁苦的中年妇女，手里提着一小袋鸡蛋。李静迟疑地打开门。

“请问……是陈远兄弟的病房吗？”妇女怯生生地问，口音带着本地郊区的味道。

“您是？”李静警惕地问，身体挡在门口。

“我……我是老何，何友田家里的。”妇女连忙说，“我家老何以前和陈远兄弟在一个工地上干过活。听说他出了事，住在医院，我一直想来看看……家里事多，拖到今天。”她把手里的鸡蛋往前递了递，“自己家鸡下的，不多，一点心意。”

何友田？李静有点印象，好像是个木工师傅，话不多，手艺不错，和陈远合作过两个小工程，为人还算实在。她回头看了一眼陈远。陈远在听到“何友田”名字时，眼神微微动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