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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先去了伤员棚。

棚子是用树枝和茅草搭的，四面漏风。十几个伤员躺在地上铺的草垫上。王铁柱在最里面，脸色惨白，但眼睛睁着。他的腿保住了，但伤口还没愈合，纱布上渗着黄水。

“铁柱，感觉怎么样？”陈锐问。

“好多了，团长。”王铁柱努力想坐起来，“沈工那药……管用。烧退了。”

旁边的卫生员——就是那个十七岁的小姑娘——正在给另一个伤员换药。伤员腹部中弹，肠子外露过，现在用布带紧紧捆着。换药时，伤员咬着木棍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但一声不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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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止痛药没了。”卫生员小声对陈锐说，“只能硬扛。”

陈锐点点头，转向沈弘文：“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那些‘半成品’用上的地方。你的药，退了烧。你的钾盐，缓解了浮肿。虽然不完美，但救了命。”

沈弘文看着那个咬木棍的伤员，喉咙发紧。

他们又去了“少年班”的学习点。在山崖下一块稍平的石台上，十几个半大孩子蹲着，用木棍在沙地上写字。教他们的是个独臂的老兵，姓吴，长征时冻掉了右手，但识字多。

“今天教什么？”陈锐问。

“教算术。”吴老兵用左手捏着木棍，在沙地上写，“一斤小米，十六两。一千人，每人每天三两，一天要多少斤？”

孩子们抓耳挠腮。一个叫栓子的男孩，掰着手指算，算了半天，抬头说：“吴叔，是……是一百八十七斤半？”

“对！”吴老兵咧嘴笑，“栓子聪明！”

“学这个干什么？”沈弘文忍不住问。

“干什么？”吴老兵看他一眼，“以后管仓库，管分发粮食，不会算数行吗？咱们八路军，不能老是土包子，得有人会算账，会记账，会管物资。”

孩子们仰着脸，脏兮兮的小脸上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最后，他们去了女工们的“车间”。那是个浅山洞，二十几个妇女坐在里面，就着洞口透进的天光，搓引信、装火药。手是黑的，脸是黑的，只有眼睛是亮的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在缠手榴弹的木柄。她动作很慢，但很稳。陈锐认识她，她男人死在去年的扫荡中，两个儿子都在部队，一个牺牲了，一个在晋绥。

“张大姐，手怎么了？”陈锐看到她右手包着布。

“没事，磨破了。”张大姐笑笑，“这木柄粗，缠的时候费劲。”

“怎么不休息？”

“休息？那谁干活？”张大姐说，“多做一个手榴弹，前线的孩子们就多一分活路。我那两个儿……一个已经没了，我不能让别的娘也……”

她没说完，低下头继续缠。粗糙的手指在木柄上绕着一圈圈麻绳，像在编织一个微弱的希望。

走出山洞时，沈弘文一直没说话。

“看见了吗？”陈锐站在洞口，望着山谷里那些忙碌的身影，“老孙背石头，周技术员画图，吴老兵教孩子，张大姐缠手榴弹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为活下去，为打赢这场仗，添一块砖，加一片瓦。”

“你沈弘文，是技术带头人。你的砖瓦，就是那些图纸，那些配方，那些别人搞不出来的东西。延安不缺你这块砖，但这里缺。这里的一千多人，等着你用这块砖，帮他们垒起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墙。”

沈弘文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曾经只拿绘图笔的手，现在沾满了草木灰和火药末。

“我……我再试试。”他声音沙哑，“钾盐的提纯，我想用重结晶法。虽然慢，但能提高纯度。还有子弹底火……我想到一个办法，用硫磺和硝石做助燃剂，虽然威力小点，但哑火率可能能降到两成。”

“好。”陈锐拍拍他的肩，“需要什么，跟齐厂长说。”---

傍晚，赵守诚组织了一次全体人员大会。没在露天，就在谷底最宽敞的一片平地上，大家或坐或站，挤在一起。

赵守诚没讲大道理。他让不同的人上来，讲自己的故事。

第一个上来的是吴老兵。他讲长征过雪山：“……那雪啊，深到腰。走一步，陷一步。前面的人踩出的脚印，后面的人跟着。有人走不动了，坐下来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我有个同乡，坐下来时跟我说：‘老吴，我不行了。你到了陕北，替我看看红旗是啥样的。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