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第一看守所的单独关押监室，比那个非标囚室多了几分“人气”，却也更加冰冷和制度化。四壁光滑，上方是带铁丝网的窗户和高悬的摄像头。作息时间严格，放风、吃饭、学习（读看守所规定的报纸）都有固定时段。同监室没有其他人，这是“特殊关照”下的单独关押，防止串供，也防止意外。

苏清越像一台精密的仪器，迅速适应了新环境，观察着每一个细节：摄像头的位置和可能的角度盲区（几乎没有）；看守的换班规律；送饭、送水人员的不同；甚至每天报纸的内容（都是经过筛选的官方正面报道）。

她最关心的，是律师会见。

提出委托申请的第三天上午，看守通知她：“苏清越，律师会见。”

心脏不受控制地加快了跳动。她迅速整理了一下身上统一的号服，捋了捋头发，尽管知道这毫无意义。在两名女看守的押送下，她穿过长长的、回荡着脚步声的走廊，来到律师会见室。

会见室被一道厚重的玻璃隔成两边，有电话听筒连接。玻璃这边是她的位置，固定在地上的塑料椅；那边是律师的座位。房间里有监控和录音设备，按照规定，谈话内容不能涉及案件细节（至少明面上如此），但比起之前完全隔绝的状态，这已是天壤之别。

玻璃对面，坐着一个五十多岁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、穿着深色西装、面容严肃中带着疲惫的男人。正是她指定的律师，陈佩文。

陈佩文看到苏清越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眼神锐利而专注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或情绪流露。他拿起听筒。

苏清越也拿起自己这边的听筒。

“苏清越同志，我是陈佩文，接受你的委托，担任你涉嫌职务犯罪一案的辩护人。” 陈佩文的声音通过听筒传来，平稳，专业，带着一种久经沙场的沉稳，“根据法律规定，我有权了解案情，为你提供法律帮助。现在，请你简要陈述你对本案的基本看法，以及你希望我重点调查的方向。注意你的言辞。”

最后一句是提醒，也是在监控下必要的开场白。

苏清越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用最清晰、最简洁、同时又能避开敏感词的方式表达：“陈律师，我完全无罪。对我的所有指控，均属捏造诬陷。指控的核心证据存在重大疑问。”

她略微停顿，观察着陈佩文的反应。陈佩文认真听着，手指在面前的记事本上无意识地轻点，这是他在高度专注时的习惯动作。

“第一，关于所谓受贿现金。” 苏清越字斟句酌，“我从未收受过任何贿赂。现金本身可能存在问题，比如来源。我请求您，重点调查该笔现金的详细情况，特别是其流转轨迹和原始出处。我认为，追查其最初的提取或获取环节，或许能发现真相。”

她特意加重了“流转轨迹”、“原始出处”、“提取环节”这几个词，目光紧紧盯着陈佩文。她不能直接说出“工行江A支行”和“连号新钞”，但希望陈佩文能听懂暗示，主动去调查现金来源。

陈佩文的眉毛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他在本子上快速记了几个字，然后抬眼：“明白。我会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，并对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进行调查。你所说的现金‘问题’，具体指哪方面？是认为现金本身是伪造，还是其他？”

他在引导她说得更明确一点，但也在试探监控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