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她回到车上，眼睛还是红的。

她跟我说：“林溪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公益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有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拉了我一把。”

我没说话，发动了车子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她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，把当年别人给她的光，变成更多人的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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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予安：我打了第一场篮球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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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上智能假肢一年后，我第一次站上了篮球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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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正式比赛，只是康复中心的几个病友凑在一起打着玩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比任何正式比赛都重要。

我投了五个球，进了两个。

进球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车祸那天，而是沈律师在医院跟我说的话。

她说：“予安，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坎。有些坎，你跨不过去，就只能绕路走。绕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停在原地不动。”

那时候我刚截肢，脾气很差，谁劝我都没用。我妈天天哭，我爸头发白了。我知道我不该对他们发火，但我控制不住。

我那时候十七岁，本来应该在学校打篮球的，结果躺在病床上，连翻身都要人帮。

沈律师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正在跟我妈发脾气。

我把床头的水杯摔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

沈律师没说话，蹲下来把碎片捡起来，然后坐在我床边。

“你觉得这样有用吗？”她问。

“没用。”我别过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做？”

“因为我难受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但你不能因为自己难受就让别人也难受。你爸妈不比你好过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她又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认识一个人，她是被拐卖到大山里去的，生了孩子，后来好不容易跑出来，孩子却被野猪拱死了。她用了二十年才走出来。你比她还难吗？”

我没回答。

“我知道你很难。”她站起来，“但难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，也不是你放弃自己的借口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来找我。我帮你。”

然后她就走了。

我对着天花板发了很久的呆，然后跟我妈说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

我妈当场就哭了。

现在我在康复中心打球，投进那两个球之后，我给我妈拍了张照片发过去。她回了一个大哭的表情，然后说：“我儿子真棒。”

我笑了笑，收起手机。

周末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心火中心，带了一些我在康复中心烤的饼干。林溪姐看见我说：“长高了。”

我说：“都二十岁了，还长什么。”

她笑着说：“不是个子，是人。你看着不一样了。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大概是因为，我不再恨了。”

以前我恨赵磊，恨他为什么要撞我，为什么要二次碾压。

我每天晚上都梦到那辆车倒回来的样子，梦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。

那种恨像一条蛇，盘在我心里，越缠越紧。

后来赵磊被判刑了，我以为我会如释重负，但其实没有。

因为恨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，它不会因为对方受到惩罚就自动消失。

真正让我放下的，是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，我恨他，他也在监狱里。

我放不下，他也不知道。

所以我恨他，其实是在惩罚自己。

那天之后我就决定，我要好好活着。

不是活给别人看，是活给我自己看。

我去学了康复治疗，以后想当一名康复师，帮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重新站起来。

沈律师说我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教材。

我开玩笑说，那您得给我发讲课费。

她真的让林溪姐给我转了五百块，备注写着“授课费”。

我说：“沈律师，我开玩笑的。”

她说：“我没开玩笑。你的经历值这个钱，你用好了，能帮很多人。”

我想，这就是沈玉。她从来不觉得你做这些是应该的，她总是想方设法让你感觉到被尊重、被认可。

我收下了那五百块，用它在网上买了一批康复心理学的书。